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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万人空巷,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剽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应该说,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儿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已经没有敌手了,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他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
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碴,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 -->>
夺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万人空巷,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剽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应该说,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儿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已经没有敌手了,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他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
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碴,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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