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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特摘录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郎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郎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郎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代佛郎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射,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儿,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蒙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速射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
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账,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明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出场次数不多,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城下这帮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工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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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特摘录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郎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郎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郎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代佛郎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射,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儿,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蒙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速射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的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这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
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的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的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账,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在吴惟忠的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的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明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出场次数不多,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做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城下这帮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工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不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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