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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蒙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拣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著,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著,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儿,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当然还有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这么办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
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的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在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 -->>
烽火再起
沈惟敬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
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
但既然是掺和,一般说来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过几顿饭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的。
然而沈惟敬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是要掉脑袋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七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惟敬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
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
沈惟敬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双方一对质,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是逃不了了。
人已经到京城了,杀人灭口没胆,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
在沈惟敬看来,他这辈子就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
奇迹出现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九日,兵部尚书石星奉旨,与小西飞会谈。
在会谈中,石星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真正的条件:
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
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
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
然后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就接着打。
出发之前,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
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是没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
小西飞已经彻底蒙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
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面对石星,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
所谓同意,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
首先,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星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疏,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明神宗竟然不信!
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此事后,当即叫来石星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
石星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
“明日,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使,不得有误。”
之后还跟上一句:
“赵志皋随你一同去!”
赵志皋,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拉上,说明皇帝对石星的智商实在是缺乏信心。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二十日,第二次询问开始。
这次询问,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星和赵志皋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
在众目睽睽之下,石星向小西飞提出了八个问题,而小西飞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频频点头。
经过商议,石星和赵志皋联合做出了结论:小西飞,是可以相信的。
然而石星并不知道,小西飞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
具体说来,是想到哪说到哪,拣好听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虽然在场的官员大都饱读诗书,且不乏赵志皋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于是,大家都相信了。
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西飞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惟敬相比的大忽悠。
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后进之辈,在忽悠方面,小西飞却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
事情是这样的,和谈结束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准备送小西飞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军的将领,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
事已至此,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就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实在是异常执著,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
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意志坚定,当然,也有某些现实理由——小西飞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
更为搞笑的是,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西行长之前的交代,小西飞还涂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
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现在正是下黑手的时候。
据说后来这事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跟你拼了!
等到后来回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关原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这都是日本内政,在此不予干涉。
综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惟敬和后起之秀小西飞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
而更值得夸奖的,是日本人的执著,特别是小西行长,明知和谈就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表扬。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为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
这关终于过去了,沈惟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也就松了一个月。
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沈惟敬无可奈何,只得上路,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明朝正使李宗城的身上,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小。
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这么个出国的活儿,心里很不情愿,但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当即大惊失色,汗如雨下。
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
可这位兄弟胆子实在太小,竟然丢下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
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城,并命令杨方亨接替正使,沈惟敬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
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惟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
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十分高兴。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
九月,双方第一次见面,气氛十分融洽。在这一天,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冠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
因为第二天,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
但沈惟敬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当时的日本官方文书,几乎全部使用汉字),或者……奇迹再次出现。
想来想去,毫无办法,沈惟敬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仅有的知情者,也不是唯一无法入睡的人。
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当然还有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这么办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
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的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在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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