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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
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儿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儿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
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儿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隐私问题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疏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疏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疏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摆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发挥其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浑蛋、这王八蛋,不一而足。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俩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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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
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儿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儿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
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儿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隐私问题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疏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疏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疏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摆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发挥其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浑蛋、这王八蛋,不一而足。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俩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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