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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我自然没说什么。”董书记说。
“还有县人大主任孙凌云呢,他怎么反应?”我问。
“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我试着跟孙凌云家打了电话,他没睡,我到了他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书记,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董书记说。
“孙主任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让红庙乡支付的。”董书记说。
“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书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董书记说。
我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家的王法啊?”
“狗屁逻辑,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我觉得是蛮横无理。你不知道啊,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我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董书记说。
“怎么窝囊啊?”我问。
“县委书记,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书记想过?!”董书记说。
我耐心倾听着,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轻声问:“那后来怎么样,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在月光县,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时间一天天过去,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董书记说。
“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他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董书记说。
“我们回心转意了吗?他们自我纠正了吗?”我问。
“没有。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恐怕现在也是这样。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董书记说。
他又一连谈了其它各方面的事情,但都是“负面”的。
我勉强笑了笑,问他:“你没打听过调你回来的原因吗?”
“打听过,月光县里一些人总是向省里、市里告状,说我喜欢搞封建县太爷那一套,让老百姓给自己磕头,破坏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我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影响了县党政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董书记说。
“说我搞一言堂,唯我独尊,压制不同意见,动辄查这个撤那个,弄得干部人心惶惶,干群关系紧张,干部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你说,这是哪跟哪啊,这不是十足的扯蛋吗?”董书记说。
停了一下,他似乎有些痛心地说:“苍蝇总是叮有缝的蛋啊!”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当然,你可以不回答。”我直接了当地问:“你认为这是调你回来的根本原因吗?”
“恐怕不是,这只能算桌面上的原因。”
“那么,桌面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恐怕是我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如果仍让我这个剃头匠、愣头青呆在那里,恐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面面的一些人有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之虞。说大一点,不利于‘稳定和团结’。”
“何以见得呢?”
“月光县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轻装上阵,必须进行彻底清理。要彻底清理,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你想,这么多年以来,月光县大大小小的事发生了多少啊,不谈月光县内部的干部升迁调动,月光县往市里、省里输送了多少干部啊,还有调这些干部的干部呢,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我不免深有感触地应和:“是啊,是啊。”
“命运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我想调回来,不想干事的时候,偏不让我回来。我不想回来,想大干一番的时候,偏偏让我回来。你说,是谁跟我过不去呢?”董书记长长地叹着气,心头难平。
“那么,到底是谁跟你过不去呢?或者说,是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过不去呢?”我紧追着问。
“算了吧,我不想想这些,想起来就头疼,就害怕,就做噩梦。你自己去慢慢感受吧。”董书记静静地望着湖面,心中有些茫然……
拜访令我尴尬,令我失望。
我真切地感到,即将开始的月光之行,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我自然没说什么。”董书记说。
“还有县人大主任孙凌云呢,他怎么反应?”我问。
“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我试着跟孙凌云家打了电话,他没睡,我到了他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书记,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董书记说。
“孙主任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让红庙乡支付的。”董书记说。
“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书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董书记说。
我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家的王法啊?”
“狗屁逻辑,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我觉得是蛮横无理。你不知道啊,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我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董书记说。
“怎么窝囊啊?”我问。
“县委书记,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书记想过?!”董书记说。
我耐心倾听着,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轻声问:“那后来怎么样,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在月光县,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时间一天天过去,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董书记说。
“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他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董书记说。
“我们回心转意了吗?他们自我纠正了吗?”我问。
“没有。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恐怕现在也是这样。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董书记说。
他又一连谈了其它各方面的事情,但都是“负面”的。
我勉强笑了笑,问他:“你没打听过调你回来的原因吗?”
“打听过,月光县里一些人总是向省里、市里告状,说我喜欢搞封建县太爷那一套,让老百姓给自己磕头,破坏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我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影响了县党政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董书记说。
“说我搞一言堂,唯我独尊,压制不同意见,动辄查这个撤那个,弄得干部人心惶惶,干群关系紧张,干部工作积极性大大下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你说,这是哪跟哪啊,这不是十足的扯蛋吗?”董书记说。
停了一下,他似乎有些痛心地说:“苍蝇总是叮有缝的蛋啊!”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当然,你可以不回答。”我直接了当地问:“你认为这是调你回来的根本原因吗?”
“恐怕不是,这只能算桌面上的原因。”
“那么,桌面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恐怕是我触动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经,如果仍让我这个剃头匠、愣头青呆在那里,恐怕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面面的一些人有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之虞。说大一点,不利于‘稳定和团结’。”
“何以见得呢?”
“月光县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轻装上阵,必须进行彻底清理。要彻底清理,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你想,这么多年以来,月光县大大小小的事发生了多少啊,不谈月光县内部的干部升迁调动,月光县往市里、省里输送了多少干部啊,还有调这些干部的干部呢,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我不免深有感触地应和:“是啊,是啊。”
“命运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我想调回来,不想干事的时候,偏不让我回来。我不想回来,想大干一番的时候,偏偏让我回来。你说,是谁跟我过不去呢?”董书记长长地叹着气,心头难平。
“那么,到底是谁跟你过不去呢?或者说,是谁对你所从事的工作过不去呢?”我紧追着问。
“算了吧,我不想想这些,想起来就头疼,就害怕,就做噩梦。你自己去慢慢感受吧。”董书记静静地望着湖面,心中有些茫然……
拜访令我尴尬,令我失望。
我真切地感到,即将开始的月光之行,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