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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文坛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散文成了知识分子最理想的阵地并凭借得天独厚的话语权力形成潮流，大众口味的认同和欢迎姿态使文本创作炙手可热、气象万千；并且，它的得宠到目前为止全无衰退的迹象。在这种话语兴奋里，一大批文本制作者异常迅捷地占领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如余秋雨、苇岸、韩石山、筱敏、张汝伦、余杰等，在文坛形成了一股亮丽的风景，以至有人惊呼“散文时代来临了”其中余杰以其笔锋颇利的思想随笔构成的“抽屉文学”尤为突出。在这个越来越为商业的节奏所掌握的历史境遇里，他以一个年轻人的激动与热情，呼唤人们去重新认识消逝的、现存的和将现的世界与时代，给既存的观念与秩序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也带来了相当的瓦解力。本文将通过对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等一系列文本的解读，对余杰的“抽屉文学”作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勇敢的时代青年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后在北大求学至研究生毕业。北大的厚实学风培育了大批的大师和巨匠，余杰在其中深受滋养，形成了自己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反叛精神。他被视为“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最优秀的传人之一”“他以激扬的文字吹皱文坛一池春水，他被视为有当年李敖的影子，针砭社会现实和文化弊病，令人耳目一新，表达了新一代的锐气。”1他的“出现像征着”70年代人“浮出历史地表，他的批判工作必定会‘惊风雨’而‘泣鬼神’”2
当然，余杰的天才并不止于思想上的桀骜不驯，还表现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上。“黑马文丛”的策划者贺雄飞先生对此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遍览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名著，并将其精华凝炼在他的文章中，他的渊博让他的导师亦大为惊疑，但他不是简单的克隆名著中的只言片语来唬人。他还通读中国历史名著，并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我看水浒和资治通鉴批判余杰的天才还表现在他用双手写文章。白天他用左手写那些拷问心灵与批判历史的思维性随笔，晚上则用充沛的激情描述风花雪月和红尘沧桑”
而余杰自己借用加缪的话为自己的写作表白：“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我们悲痛而高尚的生活表达式了敬意。”余杰，以他孤寂的方式，向这个浮躁的世界观喊出了另一种声音，发人深省。他承担起了众多知识分子所遗落、逃避的责任。
余杰认为，在这样“一个物质比任何时代都要丰裕的时代”“一个情感比任何时代都要匮乏的时代”要想有所作为，真正认清它的内涵，就必须对一切进行反思。这个观点无疑是符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整个社会已发生了深层次阵痛与变异。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开幕了。单就文学而言，它的意义与价值一夜之间已变得非常可疑。在离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的写作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完成了历史转变，但或深或浅地陷入了一种虚无、混乱的中断状态，即失语。怎样解决这种时间与精神上的双重世纪未情结呢？这必然要求知识分子们建立强烈的前所未有的境遇意识，对自己及相关的能指进行反思、发问、探索解决的可能。余杰“抽屉文学”对历史事件的重估、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对未来世界的追问，都有力地凸现了这一要求。他说：“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3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和可敬的责任感。有人评论说：“在黑暗的王国里，他是真正桀骜不驯的游侠。”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的反思。
而且，由于深受“五四”精神影响，余杰的反思不你80年代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向后看”文学那样视野狭窄，而是对整个人文精神进行理性思考，指涉一个广阔的多重的世界，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特征。它指涉各色人等、各类生活，跨越时空，一针见血，最终交给余杰对世界对时代的独特理解，譬如他对“五四”的重新解构：“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经常处于被误解状态，迫于多种需要被解释得面目模糊。它除了以“一场政治觉醒运动”的身份和爱国主义相等外，什么也不是。在这种语言暴力下“五四”更本质的意义付诸东流，丧失了思想上的转折性，个体自恋和民族狂乱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文革的发生与持久，现代的浮躁与失语，都是它的必然表现。余杰敏锐的洞察了这种现象，成了“铁屋”中最大限度的勇敢的清醒者。他阅读（黑色的）、冥想（孤独的）、呐喊（青春的），传递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振聋发聩的声音；真正的“五四”精神到来吧！他直面醉生梦死的人群“很自然地下了这样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五四”独创的现代理念变异为“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的鼓掌”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余杰为什么总热衷于冷言冷语，热衷于否定性。
这种贴近时代的反思，注定为读者所接受。“读这样的书，能使我们对现实始终保持关注”谢泳先生一语中的。
孤独的青春期
余杰还很年轻，年轻意味着热情。建立在年轻的热情基础上的青春期必然导致强调个体快感的“青春写作”“青春写作”的内涵由“青春期”的特征界定“青春期”具有私人的、片面的、偏激的品质，主要意味着“对生命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终极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自我中心的幻觉暗中遵循罗米尔所谓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逻辑”4而余杰反复说明他的写作方式之一是“怀疑的精神”其特定背景恰恰是高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期许，与青春期特征完全吻合。
因为怀疑，余杰不相信旧存的价值系统，把加缪意义上的拒绝和反叛当成了一面大旗“怀疑一切，不怀疑自己的怀疑能力”彻底的“怀疑的精神”呼应了彻底的“批判的立场”而“批判的立场”扎根于广度、深度并具的“黑色的阅读”黑色是阅读的起线，是基点，是从来就有的否定行为，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于是余杰的批判常常那样咄咄逼人，随时都是根本的推翻和毁灭，没有宽容和冷静的“二分法”使文本内外都奔腾着青春的狂怒。这种狂怒闯劲十足，打破了既有秩序与传统神话，给文学发展带来了言语兴奋与挑战。因此“余杰的书让上了年纪的人顿觉天旋地转”
可是，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完成了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余杰所否定的却又被余杰无意识地实践，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结局。更重要的是，这种狂怒陷入了绝望之井中，以偏概全，凡事想当然，使他的写作带有许多不理智的感性色彩。应当承认，这是“青春写作”的普遍特征。正是这样，余杰引出了那么多的热闹和敌人。他走在自己的路上，生活得富有激情而狂乱。
冯爱琳曾经以：“枫杨树乡村”系列文本探讨了苏童的小说创作，认为苏童文本中自始至终盘萦着浓郁的“孤独意识”5余杰与苏童在此有共通之处。钱理群在火与冰序中指出余杰在他的文章里经常谈到自己的孤独感，特别是同辈中的异已感，并认为它（孤独）的原因是选择了思想者的道路。的确，虽然这种“孤独意识”是形而上的，对生命群体具有绝对意义和终极色彩；但是，思想者的独特内涵显然让它更为质感、更具可触性。
世纪未最突出、最介入我们的是技术的无所不在，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经受技术的差异与尺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世界跳跃着飞速前进，但也让我们面临一个致命的尴尬局面：个体之间的精神沟通愈来愈难，情感交流已成为奢侈。于是艾略特... -->>
世纪之交文坛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散文成了知识分子最理想的阵地并凭借得天独厚的话语权力形成潮流，大众口味的认同和欢迎姿态使文本创作炙手可热、气象万千；并且，它的得宠到目前为止全无衰退的迹象。在这种话语兴奋里，一大批文本制作者异常迅捷地占领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如余秋雨、苇岸、韩石山、筱敏、张汝伦、余杰等，在文坛形成了一股亮丽的风景，以至有人惊呼“散文时代来临了”其中余杰以其笔锋颇利的思想随笔构成的“抽屉文学”尤为突出。在这个越来越为商业的节奏所掌握的历史境遇里，他以一个年轻人的激动与热情，呼唤人们去重新认识消逝的、现存的和将现的世界与时代，给既存的观念与秩序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也带来了相当的瓦解力。本文将通过对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等一系列文本的解读，对余杰的“抽屉文学”作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勇敢的时代青年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后在北大求学至研究生毕业。北大的厚实学风培育了大批的大师和巨匠，余杰在其中深受滋养，形成了自己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反叛精神。他被视为“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最优秀的传人之一”“他以激扬的文字吹皱文坛一池春水，他被视为有当年李敖的影子，针砭社会现实和文化弊病，令人耳目一新，表达了新一代的锐气。”1他的“出现像征着”70年代人“浮出历史地表，他的批判工作必定会‘惊风雨’而‘泣鬼神’”2
当然，余杰的天才并不止于思想上的桀骜不驯，还表现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上。“黑马文丛”的策划者贺雄飞先生对此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遍览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名著，并将其精华凝炼在他的文章中，他的渊博让他的导师亦大为惊疑，但他不是简单的克隆名著中的只言片语来唬人。他还通读中国历史名著，并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我看水浒和资治通鉴批判余杰的天才还表现在他用双手写文章。白天他用左手写那些拷问心灵与批判历史的思维性随笔，晚上则用充沛的激情描述风花雪月和红尘沧桑”
而余杰自己借用加缪的话为自己的写作表白：“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我们悲痛而高尚的生活表达式了敬意。”余杰，以他孤寂的方式，向这个浮躁的世界观喊出了另一种声音，发人深省。他承担起了众多知识分子所遗落、逃避的责任。
余杰认为，在这样“一个物质比任何时代都要丰裕的时代”“一个情感比任何时代都要匮乏的时代”要想有所作为，真正认清它的内涵，就必须对一切进行反思。这个观点无疑是符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的。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整个社会已发生了深层次阵痛与变异。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开幕了。单就文学而言，它的意义与价值一夜之间已变得非常可疑。在离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的写作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完成了历史转变，但或深或浅地陷入了一种虚无、混乱的中断状态，即失语。怎样解决这种时间与精神上的双重世纪未情结呢？这必然要求知识分子们建立强烈的前所未有的境遇意识，对自己及相关的能指进行反思、发问、探索解决的可能。余杰“抽屉文学”对历史事件的重估、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对未来世界的追问，都有力地凸现了这一要求。他说：“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3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和可敬的责任感。有人评论说：“在黑暗的王国里，他是真正桀骜不驯的游侠。”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的反思。
而且，由于深受“五四”精神影响，余杰的反思不你80年代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向后看”文学那样视野狭窄，而是对整个人文精神进行理性思考，指涉一个广阔的多重的世界，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特征。它指涉各色人等、各类生活，跨越时空，一针见血，最终交给余杰对世界对时代的独特理解，譬如他对“五四”的重新解构：“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事件经常处于被误解状态，迫于多种需要被解释得面目模糊。它除了以“一场政治觉醒运动”的身份和爱国主义相等外，什么也不是。在这种语言暴力下“五四”更本质的意义付诸东流，丧失了思想上的转折性，个体自恋和民族狂乱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文革的发生与持久，现代的浮躁与失语，都是它的必然表现。余杰敏锐的洞察了这种现象，成了“铁屋”中最大限度的勇敢的清醒者。他阅读（黑色的）、冥想（孤独的）、呐喊（青春的），传递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振聋发聩的声音；真正的“五四”精神到来吧！他直面醉生梦死的人群“很自然地下了这样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五四”独创的现代理念变异为“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的鼓掌”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余杰为什么总热衷于冷言冷语，热衷于否定性。
这种贴近时代的反思，注定为读者所接受。“读这样的书，能使我们对现实始终保持关注”谢泳先生一语中的。
孤独的青春期
余杰还很年轻，年轻意味着热情。建立在年轻的热情基础上的青春期必然导致强调个体快感的“青春写作”“青春写作”的内涵由“青春期”的特征界定“青春期”具有私人的、片面的、偏激的品质，主要意味着“对生命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终极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自我中心的幻觉暗中遵循罗米尔所谓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逻辑”4而余杰反复说明他的写作方式之一是“怀疑的精神”其特定背景恰恰是高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期许，与青春期特征完全吻合。
因为怀疑，余杰不相信旧存的价值系统，把加缪意义上的拒绝和反叛当成了一面大旗“怀疑一切，不怀疑自己的怀疑能力”彻底的“怀疑的精神”呼应了彻底的“批判的立场”而“批判的立场”扎根于广度、深度并具的“黑色的阅读”黑色是阅读的起线，是基点，是从来就有的否定行为，与“五四”精神一脉相承。于是余杰的批判常常那样咄咄逼人，随时都是根本的推翻和毁灭，没有宽容和冷静的“二分法”使文本内外都奔腾着青春的狂怒。这种狂怒闯劲十足，打破了既有秩序与传统神话，给文学发展带来了言语兴奋与挑战。因此“余杰的书让上了年纪的人顿觉天旋地转”
可是，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完成了对自身的否定：也就是说余杰所否定的却又被余杰无意识地实践，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结局。更重要的是，这种狂怒陷入了绝望之井中，以偏概全，凡事想当然，使他的写作带有许多不理智的感性色彩。应当承认，这是“青春写作”的普遍特征。正是这样，余杰引出了那么多的热闹和敌人。他走在自己的路上，生活得富有激情而狂乱。
冯爱琳曾经以：“枫杨树乡村”系列文本探讨了苏童的小说创作，认为苏童文本中自始至终盘萦着浓郁的“孤独意识”5余杰与苏童在此有共通之处。钱理群在火与冰序中指出余杰在他的文章里经常谈到自己的孤独感，特别是同辈中的异已感，并认为它（孤独）的原因是选择了思想者的道路。的确，虽然这种“孤独意识”是形而上的，对生命群体具有绝对意义和终极色彩；但是，思想者的独特内涵显然让它更为质感、更具可触性。
世纪未最突出、最介入我们的是技术的无所不在，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经受技术的差异与尺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世界跳跃着飞速前进，但也让我们面临一个致命的尴尬局面：个体之间的精神沟通愈来愈难，情感交流已成为奢侈。于是艾略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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