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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对现代解放者的仇恨奇怪得令人难以解释。
他说：“在物质和精神都富足的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他们对非常不幸的、不成功的、不可救药的、落魄潦倒的人有一种厌恶感。或者说是对在他们看来不可救药的人有一种厌恶感。这一情感可以达到在*上使人感到恶心的程度。”
而被高贵者视为“恶心”的穷人中也存在着对高贵者的仇视。他在《‘宗教探索’与人民》一文中引用一位农民诗人的信说：我们的兄弟根本不害怕见‘你们’，而是自然而然地羡慕你们、仇视你们，如果能容忍你们在他近旁，只是因为从‘你们’那儿看到了某种利益。
啊，因为‘你们的’在场而引起的痛苦是多么剧烈呀！意识到没有‘你们’暂时就不行时，我们简直痛苦万分！这种意识正是一种‘极端的痛苦’——致命的苦闷、深沉的忧伤和绝望。尼基金、苏里科夫、涅克拉索夫都描写过这种不幸，普希金和其他作家也或多或少写过。没有‘你们’就寸步难行的意识，是我们的精神与‘你们’不能相互亲近的惟一原因。被主人的前厅腐化了的保姆或勤务兵那奴隶般的忠心耿耿，现在很少能够见到了。
“农民逃进旧派教徒的隐修区和森林中的小修道院里，所有这些古代和现代的例子，都是对精神自由这强烈渴望的证明，也是躲避贵族的无所不在之明证。意识到‘你们’无所不在、‘你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我们必须服从，这就是从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与‘你们’不能亲近起来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城墙。那么，从‘你们’一方来说，原因何在呢？除了极端鄙视和纯粹**的嫌恶，就再无任何其他的理由了。”
*洛克称上述这些话为“金玉之言”。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和“你们”（劳苦民众）之间的矛盾的深刻认识是*洛克高出于《路标》作者处。这种意识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列·托尔斯泰就在“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中意识到了，在那个恶梦中，托尔斯泰梦见自己被农民绞死。只是*洛克比托尔斯泰的感受更现实、也更强烈。
在矛盾中感到困惑的*洛克在1908年给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面临着我的主题，俄罗斯的主题（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问题）。我在自觉地、坚定地献身于这一主题……尽管我有过躲避、失败彷徨和忏悔，——但是我仍在前行。”在*洛克的观念中，知识分子与人民是对立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承载者，那么，人民是自发、天然力量的表达者，而诗人则把这种力量看作积极的因素。在《知识分子和人民》（1908年）一文中，他写道：由于科学、社会活动和艺术的积极因素而得以保全的知识界人士，已越来越少……需要另一种更高的因素。如若没有，就用各种躁动和暴乱来替代，从颓废派庸俗的‘造神论’，到那些不断的、公开的自我毁灭行为——腐化、酗酒、各种各样的自杀。
“在人民之中则没有这种现象……如果说知识分子较多地具有‘死的意志’，那么人民则历来持有‘生的意志’。这便可以弄清，为什么无信仰的人总要奔向民间，在那儿寻找生活的力量：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二深受尼采影响
深受尼采影响的*洛克，把“生的意志”归给了人民，就像中国的鲁迅、闻一多一样。这是在落后的国家里相当普遍的一种尼采学说的转换。
但是，*洛克对人民仍只是关注与同情而已。他的心灵中依然充溢着凡人的苦闷与对天国的向往。梅列日可夫斯基夫妇关于三角形“家庭的构想弥漫在现代主义者的圈子里，梅氏夫妇不仅身体力行，而且插手于*洛克的家庭生活：先是劝诫*洛克在家庭中实行”贞节婚姻，后又鼓动另一作家别雷介入*洛克的家庭。*洛克于矛盾苦闷中亦另有追求。在1906年写的《陌生女郎》中，透过弥漫着世俗气味的人世，他看到自己的女神：
她那头上的帽子，插着黑色翎毛，
她那飘洒的绸衫，有如云衣霓裳，
她那纤美的手指，满是珠宝闪亮，
真令人相信：传说中下凡的女郎。
一种奇妙的亲切感把我征服，
对着她那黑色的面纱我不禁凝望，
在那儿，我看见了迷人的彼岸，
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远方。
我接受了一个不能告人的隐秘，
我亲手捧着一个人心灵的太阳，
于是，在我心灵深处的每个角落里，
到处都渗透了这心酸的酒浆。
她那帽子上弯垂的驼鸟羽毛，
总在我脑海里不断摇晃，
她那深邃莫测的蓝色眼睛，
正在那遥遥的彼岸闪闪发亮。
呵，我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宝箱，
宝箱的钥匙交托在我手里，
呵，你这个醉鬼，你说得对哩，
我也相信：“酒中有真理！”
有人说诗中的“陌生女郎”是妓女，但，*洛克不可能在妓女的眼中看到“迷人的彼岸”、“令人神往的远方”。这首诗实际上还是庸俗社会（酗酒者）与圣索非亚的二分。只是理想与现实互渗，变得混浊不清，更加遥不可测，因而，心灵到处都渗透了心酸的酒浆。
在*洛克的诗文中，神秘女郎、酗酒者和蚂蚁王是三个最重要的意象。酗酒者是弥漫于沙皇社会的颓废庸俗象征（其中也包括自己），蚂蚁王是苦难俄罗斯的神秘力量，而神秘女郎则寄寓着诗人的美好理想。反对沙皇*社会及自身的庸俗、同情苦难的人民和对美好向往天国的向往，这三个极点构成*洛克心灵中的三角形。待社会矛盾发展到白热化时，三个极点就会交织成为炫目的彩虹。这道彩虹就是长诗《十二个》。1918年1月*洛克写完这首长诗时说：“这一天，我确信自己是个天才。”
第三章*洛克最后的日子
一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俄罗斯的命运
*革命之前，诗人佐尔根弗来和*洛克常在彼得堡城内散步。“其间，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俄罗斯的命运。在一贯深沉的*洛克的话里，能感受到一种‘无尽的、被残酷压抑的怜悯和对唯一的、必然的受难之路的坚信。’”
二经常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欧浮良
据同时代人回忆，这段时间，*洛克经常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浮士德的儿子欧浮良。他觉得，革命也有可能落个这样悲惨的结局，但它将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为崇高的正义而斗争的呼唤。
三很后悔写了《十二个》
有人说，*洛克临终前曾表示自己很后悔写了《十二个》而没有丢弃它。一本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否定了这种说法。编撰者说，恰恰相反，临终前他说的是：我现在的思想，同写作《十二个》时是一样的《十二个》——不管它们是怎样的——终归是我写下的最好的东西。
四预感革命后可能的遭遇
对于自己在革命后可能的遭遇，他是早有预感的：
我们年复一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的那个音量迅速增大的嘈杂声，就是三套铃铛那神奇的叮叮声。在三套车周围是‘阵阵气流发出的呼啸声，而且这气流变成了风’，如果这辆三套车直向我们飞驰而来，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奔向人民，即直接扑向疯狂的三套车的车轮下、直接奔向必然的死亡。
“为何这样两种感情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们身上：兴奋得无法自制和忧郁、绝望、冷漠得无法自制？我们身上很快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感情了。是否是因为周围成了一片黑暗呢？在这片黑暗中，每个人已经感觉不到其他人，只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已经可以想像，就如同在可怕的恶梦中常常出现的那样，黑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辕马那毛绒绒的前胸就在我们头上，它那重重的蹄正准备踩下。”
五死后的面容
《*洛克传》的作者说，他死后的面容酷似堂·吉柯德。朱光潜先生说过一段精彩的话：堂吉柯德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侍从桑乔是实用主义者。现在，历史已*实用主义时代，理想主义者只能让人感到可笑。我不知道，这是否说明了我们时代的可悲。
他觉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对现代解放者的仇恨奇怪得令人难以解释。
他说：“在物质和精神都富足的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他们对非常不幸的、不成功的、不可救药的、落魄潦倒的人有一种厌恶感。或者说是对在他们看来不可救药的人有一种厌恶感。这一情感可以达到在*上使人感到恶心的程度。”
而被高贵者视为“恶心”的穷人中也存在着对高贵者的仇视。他在《‘宗教探索’与人民》一文中引用一位农民诗人的信说：我们的兄弟根本不害怕见‘你们’，而是自然而然地羡慕你们、仇视你们，如果能容忍你们在他近旁，只是因为从‘你们’那儿看到了某种利益。
啊，因为‘你们的’在场而引起的痛苦是多么剧烈呀！意识到没有‘你们’暂时就不行时，我们简直痛苦万分！这种意识正是一种‘极端的痛苦’——致命的苦闷、深沉的忧伤和绝望。尼基金、苏里科夫、涅克拉索夫都描写过这种不幸，普希金和其他作家也或多或少写过。没有‘你们’就寸步难行的意识，是我们的精神与‘你们’不能相互亲近的惟一原因。被主人的前厅腐化了的保姆或勤务兵那奴隶般的忠心耿耿，现在很少能够见到了。
“农民逃进旧派教徒的隐修区和森林中的小修道院里，所有这些古代和现代的例子，都是对精神自由这强烈渴望的证明，也是躲避贵族的无所不在之明证。意识到‘你们’无所不在、‘你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我们必须服从，这就是从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与‘你们’不能亲近起来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城墙。那么，从‘你们’一方来说，原因何在呢？除了极端鄙视和纯粹**的嫌恶，就再无任何其他的理由了。”
*洛克称上述这些话为“金玉之言”。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和“你们”（劳苦民众）之间的矛盾的深刻认识是*洛克高出于《路标》作者处。这种意识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列·托尔斯泰就在“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中意识到了，在那个恶梦中，托尔斯泰梦见自己被农民绞死。只是*洛克比托尔斯泰的感受更现实、也更强烈。
在矛盾中感到困惑的*洛克在1908年给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面临着我的主题，俄罗斯的主题（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问题）。我在自觉地、坚定地献身于这一主题……尽管我有过躲避、失败彷徨和忏悔，——但是我仍在前行。”在*洛克的观念中，知识分子与人民是对立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承载者，那么，人民是自发、天然力量的表达者，而诗人则把这种力量看作积极的因素。在《知识分子和人民》（1908年）一文中，他写道：由于科学、社会活动和艺术的积极因素而得以保全的知识界人士，已越来越少……需要另一种更高的因素。如若没有，就用各种躁动和暴乱来替代，从颓废派庸俗的‘造神论’，到那些不断的、公开的自我毁灭行为——腐化、酗酒、各种各样的自杀。
“在人民之中则没有这种现象……如果说知识分子较多地具有‘死的意志’，那么人民则历来持有‘生的意志’。这便可以弄清，为什么无信仰的人总要奔向民间，在那儿寻找生活的力量：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二深受尼采影响
深受尼采影响的*洛克，把“生的意志”归给了人民，就像中国的鲁迅、闻一多一样。这是在落后的国家里相当普遍的一种尼采学说的转换。
但是，*洛克对人民仍只是关注与同情而已。他的心灵中依然充溢着凡人的苦闷与对天国的向往。梅列日可夫斯基夫妇关于三角形“家庭的构想弥漫在现代主义者的圈子里，梅氏夫妇不仅身体力行，而且插手于*洛克的家庭生活：先是劝诫*洛克在家庭中实行”贞节婚姻，后又鼓动另一作家别雷介入*洛克的家庭。*洛克于矛盾苦闷中亦另有追求。在1906年写的《陌生女郎》中，透过弥漫着世俗气味的人世，他看到自己的女神：
她那头上的帽子，插着黑色翎毛，
她那飘洒的绸衫，有如云衣霓裳，
她那纤美的手指，满是珠宝闪亮，
真令人相信：传说中下凡的女郎。
一种奇妙的亲切感把我征服，
对着她那黑色的面纱我不禁凝望，
在那儿，我看见了迷人的彼岸，
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远方。
我接受了一个不能告人的隐秘，
我亲手捧着一个人心灵的太阳，
于是，在我心灵深处的每个角落里，
到处都渗透了这心酸的酒浆。
她那帽子上弯垂的驼鸟羽毛，
总在我脑海里不断摇晃，
她那深邃莫测的蓝色眼睛，
正在那遥遥的彼岸闪闪发亮。
呵，我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宝箱，
宝箱的钥匙交托在我手里，
呵，你这个醉鬼，你说得对哩，
我也相信：“酒中有真理！”
有人说诗中的“陌生女郎”是妓女，但，*洛克不可能在妓女的眼中看到“迷人的彼岸”、“令人神往的远方”。这首诗实际上还是庸俗社会（酗酒者）与圣索非亚的二分。只是理想与现实互渗，变得混浊不清，更加遥不可测，因而，心灵到处都渗透了心酸的酒浆。
在*洛克的诗文中，神秘女郎、酗酒者和蚂蚁王是三个最重要的意象。酗酒者是弥漫于沙皇社会的颓废庸俗象征（其中也包括自己），蚂蚁王是苦难俄罗斯的神秘力量，而神秘女郎则寄寓着诗人的美好理想。反对沙皇*社会及自身的庸俗、同情苦难的人民和对美好向往天国的向往，这三个极点构成*洛克心灵中的三角形。待社会矛盾发展到白热化时，三个极点就会交织成为炫目的彩虹。这道彩虹就是长诗《十二个》。1918年1月*洛克写完这首长诗时说：“这一天，我确信自己是个天才。”
第三章*洛克最后的日子
一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俄罗斯的命运
*革命之前，诗人佐尔根弗来和*洛克常在彼得堡城内散步。“其间，每次谈话都涉及到俄罗斯的命运。在一贯深沉的*洛克的话里，能感受到一种‘无尽的、被残酷压抑的怜悯和对唯一的、必然的受难之路的坚信。’”
二经常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欧浮良
据同时代人回忆，这段时间，*洛克经常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浮士德的儿子欧浮良。他觉得，革命也有可能落个这样悲惨的结局，但它将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为崇高的正义而斗争的呼唤。
三很后悔写了《十二个》
有人说，*洛克临终前曾表示自己很后悔写了《十二个》而没有丢弃它。一本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否定了这种说法。编撰者说，恰恰相反，临终前他说的是：我现在的思想，同写作《十二个》时是一样的《十二个》——不管它们是怎样的——终归是我写下的最好的东西。
四预感革命后可能的遭遇
对于自己在革命后可能的遭遇，他是早有预感的：
我们年复一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的那个音量迅速增大的嘈杂声，就是三套铃铛那神奇的叮叮声。在三套车周围是‘阵阵气流发出的呼啸声，而且这气流变成了风’，如果这辆三套车直向我们飞驰而来，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奔向人民，即直接扑向疯狂的三套车的车轮下、直接奔向必然的死亡。
“为何这样两种感情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们身上：兴奋得无法自制和忧郁、绝望、冷漠得无法自制？我们身上很快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感情了。是否是因为周围成了一片黑暗呢？在这片黑暗中，每个人已经感觉不到其他人，只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已经可以想像，就如同在可怕的恶梦中常常出现的那样，黑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辕马那毛绒绒的前胸就在我们头上，它那重重的蹄正准备踩下。”
五死后的面容
《*洛克传》的作者说，他死后的面容酷似堂·吉柯德。朱光潜先生说过一段精彩的话：堂吉柯德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侍从桑乔是实用主义者。现在，历史已*实用主义时代，理想主义者只能让人感到可笑。我不知道，这是否说明了我们时代的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