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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道。
此时白莎在我身边跪下,看到白莎,小姑娘又笑了:“姐姐你刚才说得是什么话呀?真好听。”
白莎的一只手握着我的手,紧紧地,越来越用力,是要化解心中的痛,也是让自己努力地不要露出悲伤。
“是英文,”白莎道,“但没有你唱的好听。”
小女孩说话多了,嘴角又不停地渗出血来。白莎忙掏出手帕,轻轻地帮她蘸去,免得弄脏了她的妆。
“姐姐,我冷。”小女孩喃喃道。我看着她的脸,因是施了粉彩,仍然红润,但眼中的神采却是留不住地在慢慢散去。
白莎忙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盖在她身上。此时她已克制不住自己,泪珠滴滴地落在大衣上。
“别说话了,小妹妹,歇一会儿吧。”白莎道。
小姑娘又摇摇头,眼中有些焦急,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便忍着痛,说道:“待会再歇着。我还没唱完呢。叔叔和姐姐你们听我唱,好吗?”
我和白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头。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又唱起了游园一折。虽没有了方才的字正腔圆,也没有丝竹伴唱,声音薄若蝉翼,却依然环绕满堂。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唱到此处,她已气若游丝,几近无声了。
“姐姐,”她用着最后的气力,唤着白莎,双眸已全然没了光彩,只凝望着远方。
“我在这,”白莎声音哽咽,在她耳边轻道,“小妹妹,你有什么心愿就告诉姐姐吧。”
“我想回家,找爹和娘。”她说完这小小的心愿,再说不出话,嘴张着,挣扎着地吸气,却是吸不进,脸上满是濒死前痛苦的痉挛。再然网后,她忽地变得平静,容颜也变回了适才的稚美,双眼还是望着远方,双唇微微张着,仿佛还在唱,可却是永远地沉静了。
白莎抱着我痛哭失声,无法自已。她哽咽着,似是问我,又似是问着自己:“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她!”
回到家中时,夜色已然笼罩这山城。我和白莎都没说什么,德诚见着我们,问明缘由,也惊慌地不知所措。
我和白莎相对而坐,不想说也不敢说话。就这样默坐良久,最后她缓缓起身,把那沾了小姑娘血的手帕小心地叠了起来,放入口袋。
“舅舅,我走了”她喃喃道,也没有回头便默默地走了。
第二日,我告诉德诚,等几天再回自流井。他很是诧异,着急道:“先生,我到外面打听,大家都说这次日本就是试探,没扔几个炸弹就走了。此后可就不好说了,还是回乡下安全。”
我并没作答,其实自己也说不好为何要等。我明知白莎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但也许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
一个礼拜过去,她没有再来,我想她应该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当然去了延安也未可知。这一个礼拜,我几次想起白莎跪在小姑娘的遗体边,责问上帝的那句话。或许那一刻,她已经选了自己的路。
那些天我也想着自己该如何选择去留。从美国回来的这十几年,虽然在做着事,但却是缺了魂一般,身子在动,心却一直想静着。可这烽火连天的岁月,心再静,总是要做些事。既然想明白了此地远未到终点,那便还需向前求索,既为生者,也为死者。
转天我去找了俞先生,请他举荐我去资源委员会做事。那日我们聊得畅快,又仿佛回到了当年同窗的时光。此后几个月,我便往返于重庆和自贡之间,开始筹划盐业化工的大事。
五月中,翁文灏先生飞抵重庆,虽是公事繁多,仍安排我去谈盐卤工业的建设。此前打井、推水、煮盐、炼碱,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事,陡然间变成公事,确有诸多不适之处。不过想到这是为国家和抗日的大事,也就都释然了。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汉和广州都沦陷了。无论是国府还是延安都在讲抗日将是持久之战。此间陪都又经历了数次轰炸,虽然日机越来越多,死伤也越来越重,但无论是川人还是下江人,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也都泰然处之了。
我再次得到白莎的消息却是到了三九年底。接到了她的来信,确是一惊。本想她或是去了武汉,甚至是去了延安,却没有想到她又回到了上海。
她在信中没有提及此前一年多的行踪,倒是说起了两位故人的近况。一是白牧师终于回到了上海。这本是好事,可他在船上大病一场,只能暂时在上海养病。白莎在信中并未提到他们见面的详情,只是说见到我后再行告知。
这第二件事,倒是让人听着欣喜。
“那个男孩,”她用英文写道,“他真的追到中国来了。原本他说去年毕业后便要来的,但他父母还是希望他能将工作一事料理停当,便耽搁了一阵。此事我左右为难,年底前还有事会来重庆,顺便也想请舅舅帮我参谋。”
中国人说“娘亲舅大”,白莎是个孤儿,能把我这个舅舅当真,如此大事千里迢迢来找我商量自是真情可鉴。如此想来,一丝暖意萦绕心头,而年关将近,便让德诚拍去电报,让白莎回自贡过年。
祭灶那天,白莎回到了自流井。她还是穿着那一身棉袍,围巾和布鞋,活脱脱的乡村女教师,哪里像是美国归来的洋记者,更不像是能在蒋夫人身边出入的名媛,但这正是我所欣慰的。我心中的白莎仍然能够坚守,像坚守信仰一般坚守心中的好恶。
“舅舅,两年没来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白莎见到我后便问道,眸子中透出丝丝歉疚。
我自嘲地笑答道:“哪能怪你。孩子大了,即便是父母也未必能常见面,更何况我这个假舅舅。”
听着我这说笑,她却认真起来,看着我,嘴微微一抿,说道:“舅舅,你怎么就把自己说成是假的呢?咱们不是都说娘亲舅大吗。我可从来都是把你当成真长辈的,从小时候在白牧师家里就是这样。”
提到白牧师,我倒是心中一酸,便问道:“白牧师还好吗?要是能够,还真想接他回自流井看看。”
白莎摇摇头,眼中满是伤怀:“我也说不好,只是觉着他别的不想,一门心思要做殉教的烈士。”
听到此话,我心头一怔,不知她是何意。
“白牧师这次来中国,本想着有好多事要做,可在船上却是犯了一场病。您是知道的,他原本身体一直硬朗,这一病却是不轻,到了上海,将养了两个月才见好。”
“大家本是要帮他安排在上海长住下来。可谁知他却不要,说是这里终归还是以租界为主,还是庇护于欧美的炮舰与金元之下。我们还没弄清楚他到底怎么想,他却是飘然离去,只留下信,说他要去南京、去北平。他要入虎口,要去被日本人蹂躏的地方,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一般入狮穴而献身。”
听了白莎这番话,我心中不免伤感颇多,也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儿时的蒙师。白莎不愿我过为神伤,便岔开话题,问道:“舅舅,你这两年可好?”
我知她的心思,便道:“你看舅舅怎样呢?”
她嘴角微翘,含着笑望着我,眸子中又露出小女孩的狡黠:“嗯,白发多了几根,但英气却更足了,好像年轻几岁啦!”
听她如此说,我笑出了声:“想不到你也学会了恭维人?”
白莎看着我,笑道:“不是恭维,是实话。舅舅虽然看上去比几年前略略显老,但神情真的是显得更年轻了。”
我点点头,答道:“你上次走后,我就去找了俞先生,让他帮我安排,出来为抗战做些事情。虽然忙碌,但想着这盐送往后方各省,天然气能帮陪都避寒,炼出的矿由俞先生造出更好的弹药,给前方的将士,心中确实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那次在重庆的轰炸,”白莎喃喃道,但她欲言又止,若有所思,“你知道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小姑娘。战争让我们都变了。”
“你呢,白莎?两年没有你的音信了,还真的很惦记。有时心里也在猜你去了哪里。”
“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也看了很多的事,觉得自己以前就是个小孩子,一个学着大人演戏的小孩子。直到事情见得多了才慢慢地长大。”
我听他此话,似是并不愿提起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也就不便多问了。
“那个男孩呢?”想到了她信中那句英文,我便也用英文问道。
听我这话,一阵绯红映上她的双颊,她也用英文答道,“有点麻烦。”
看她提到此事颇显难色,我便笑道:“今天不算太冷,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白莎兴奋地点点头,拉着我起来便出了门。
我们寻着竹林小道缓步而行。她如往日般挽着我的臂,良久没有说话。
“是不是恋爱了?”我最终忍不住问道。
她摇摇头,低声道:“说不清。我倒是觉得更像是失恋了。”
“舅舅,你记得我上次提到的男孩?”
我点点头:“你说是白家的邻居,西蒙斯教授家的孩子。西蒙斯教授家应该是顺着河边拐进去的那条小路上,是不是?那孩子长相是不记着了,就是好像耳朵好大。”
白莎笑出了声:“舅舅记性还真好。就是他。小时候我们都逗他说他耳朵大。”
“大了以后也还是一样。其实我和白伊还是很感激他的”。
“感激?”我问道。
“说感激是因为好长一段时间,他实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们虽是在白牧师家长大,但毕竟在别人眼中还是中国人。附近的邻居都是家教极严的,孩子们也都是面上很有教养,但心里总也不太愿意接受我们。只有内森天天跟着我们转。小时候倒也罢了,但大了以后,若不是有他,我们也许会孤单很多。”
“这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青梅竹马了,”我笑道,“他如也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就可连白伊一起追上了。”
“可不是吗?其实内森是个很内向的人,倒是和白伊的性格更配。在我们去卫思理上学前,他不好意思,也没说什么。当时我想,跑回中国后和他相距万里,也就没了什么牵挂,那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追白伊。可是谁知他辗转知道了我的所在,就写信来把他的心意挑明了。”
“说来也怪,他讲原先他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在我和白伊之间到底喜欢的是谁。可我走了,他心中牵挂,才觉出喜欢的是我这样的性格。”
说到这儿,白莎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道:“我其实觉得他这无外乎是距离产生美,但他却不承认。几次三番地在信中说与白伊只能是朋友,而真正爱的是我。他本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能把情感如此倾诉实是不易。”
白莎沉默片刻,幽幽地接着说道:“他向我表白,我应该感谢他。可说实话,我也有点恨他。”
“恨他?有这么严重?”
“至少他第一次向我表白时,我确是这样想的。不是不接受或是不喜欢他的这份感情,而是气恼他把自己的为难转嫁给了我,让我愧对白伊。再说,我现在这样,也真的不便接受他。”
听到这儿,我觉得白莎话中有话,特别是“我现在这样”中含着诸多难言之隐。此时我们已到官印山下,我便停了下来,说道:“白莎,你和我不同。你比我敢想敢干,如果对他有情,为什么不努力一下呢?我不知你的情况,但不至有什么无法逾越的屏障?”
“舅舅,你误会我了。我问过自己,确实是把他当成朋友的,并没有那份牵肠挂肚的爱。”
听她如是说,我随口答道:“你又未牵肠挂肚地爱过,怎知那是什么滋味?”
我这么说着,却见白莎的双颊越发红了,眼睛也不再与我对视。我陡然明白了许多,却是百感交集:“你爱过啦?”
她默默地点点头,喃喃道:“应该说是爱着。”
“能告诉我吗?”
她摇头叹道:“舅舅,你可能也会猜到一些,不过我还是不说为好。”
她的话既让我明白了一些心中的揣测,却又多了更多的疑惑。如果她所说的近况是关于那边的事情,那可能确实不便多讲。我只得问道:“既然爱着另一个人,你便告诉内森实情,也可对另外一人表白,如此不是甚好?”
“他,我是说我爱着的人,其实是知道我的心思的。可是他不能的。”
“不能还是不愿呢?”我问道,想着自己二十年前的往事。
“先开始他说我们必须是同路人,那才能谈得上爱。我试着跟上他,从一条路跑到另一条上。可是我跑近了,却看见已经有另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了。现在这两条路都不好走。”
“所以你说像是失恋了?”
“我也说不好,总觉得是在两个世界之间。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舅舅也不知该如何劝你好。心里不畅快时便多想想周边的亲人,白伊,伊莎白小姐、白牧师。亲人的爱总是无条件的。”
白莎把头靠在我肩上,叹道:“谢谢舅舅。我知道你其实有时心里比我还要苦,本不该拿这些纠葛来烦你的。现在是全民保土抗战,也不该因为这些儿女私情而废了正事。何况就要过年了,更不该说这些不快乐的事了。”
我微笑道:“好几年没有和你一起过年了。今年既然你回来了,就该好好过过。只是家里人太少了,加上楚娇和她娘,也就是咱们四个。”
白莎的双眸兴奋地睁大:“舅舅,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清静呢?我倒是有个主意,只要是你不介意。小竺的母亲年前在重庆去世,她要回来料理一下。过年的时候冷清清的,难免伤心,我想请她一起来吃年夜饭可好?还有庆哥,说不准也会一起来。”
我道。
此时白莎在我身边跪下,看到白莎,小姑娘又笑了:“姐姐你刚才说得是什么话呀?真好听。”
白莎的一只手握着我的手,紧紧地,越来越用力,是要化解心中的痛,也是让自己努力地不要露出悲伤。
“是英文,”白莎道,“但没有你唱的好听。”
小女孩说话多了,嘴角又不停地渗出血来。白莎忙掏出手帕,轻轻地帮她蘸去,免得弄脏了她的妆。
“姐姐,我冷。”小女孩喃喃道。我看着她的脸,因是施了粉彩,仍然红润,但眼中的神采却是留不住地在慢慢散去。
白莎忙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盖在她身上。此时她已克制不住自己,泪珠滴滴地落在大衣上。
“别说话了,小妹妹,歇一会儿吧。”白莎道。
小姑娘又摇摇头,眼中有些焦急,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便忍着痛,说道:“待会再歇着。我还没唱完呢。叔叔和姐姐你们听我唱,好吗?”
我和白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头。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又唱起了游园一折。虽没有了方才的字正腔圆,也没有丝竹伴唱,声音薄若蝉翼,却依然环绕满堂。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唱到此处,她已气若游丝,几近无声了。
“姐姐,”她用着最后的气力,唤着白莎,双眸已全然没了光彩,只凝望着远方。
“我在这,”白莎声音哽咽,在她耳边轻道,“小妹妹,你有什么心愿就告诉姐姐吧。”
“我想回家,找爹和娘。”她说完这小小的心愿,再说不出话,嘴张着,挣扎着地吸气,却是吸不进,脸上满是濒死前痛苦的痉挛。再然网后,她忽地变得平静,容颜也变回了适才的稚美,双眼还是望着远方,双唇微微张着,仿佛还在唱,可却是永远地沉静了。
白莎抱着我痛哭失声,无法自已。她哽咽着,似是问我,又似是问着自己:“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她!”
回到家中时,夜色已然笼罩这山城。我和白莎都没说什么,德诚见着我们,问明缘由,也惊慌地不知所措。
我和白莎相对而坐,不想说也不敢说话。就这样默坐良久,最后她缓缓起身,把那沾了小姑娘血的手帕小心地叠了起来,放入口袋。
“舅舅,我走了”她喃喃道,也没有回头便默默地走了。
第二日,我告诉德诚,等几天再回自流井。他很是诧异,着急道:“先生,我到外面打听,大家都说这次日本就是试探,没扔几个炸弹就走了。此后可就不好说了,还是回乡下安全。”
我并没作答,其实自己也说不好为何要等。我明知白莎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但也许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
一个礼拜过去,她没有再来,我想她应该已经在去武汉的路上,当然去了延安也未可知。这一个礼拜,我几次想起白莎跪在小姑娘的遗体边,责问上帝的那句话。或许那一刻,她已经选了自己的路。
那些天我也想着自己该如何选择去留。从美国回来的这十几年,虽然在做着事,但却是缺了魂一般,身子在动,心却一直想静着。可这烽火连天的岁月,心再静,总是要做些事。既然想明白了此地远未到终点,那便还需向前求索,既为生者,也为死者。
转天我去找了俞先生,请他举荐我去资源委员会做事。那日我们聊得畅快,又仿佛回到了当年同窗的时光。此后几个月,我便往返于重庆和自贡之间,开始筹划盐业化工的大事。
五月中,翁文灏先生飞抵重庆,虽是公事繁多,仍安排我去谈盐卤工业的建设。此前打井、推水、煮盐、炼碱,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事,陡然间变成公事,确有诸多不适之处。不过想到这是为国家和抗日的大事,也就都释然了。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汉和广州都沦陷了。无论是国府还是延安都在讲抗日将是持久之战。此间陪都又经历了数次轰炸,虽然日机越来越多,死伤也越来越重,但无论是川人还是下江人,无论是高官还是百姓也都泰然处之了。
我再次得到白莎的消息却是到了三九年底。接到了她的来信,确是一惊。本想她或是去了武汉,甚至是去了延安,却没有想到她又回到了上海。
她在信中没有提及此前一年多的行踪,倒是说起了两位故人的近况。一是白牧师终于回到了上海。这本是好事,可他在船上大病一场,只能暂时在上海养病。白莎在信中并未提到他们见面的详情,只是说见到我后再行告知。
这第二件事,倒是让人听着欣喜。
“那个男孩,”她用英文写道,“他真的追到中国来了。原本他说去年毕业后便要来的,但他父母还是希望他能将工作一事料理停当,便耽搁了一阵。此事我左右为难,年底前还有事会来重庆,顺便也想请舅舅帮我参谋。”
中国人说“娘亲舅大”,白莎是个孤儿,能把我这个舅舅当真,如此大事千里迢迢来找我商量自是真情可鉴。如此想来,一丝暖意萦绕心头,而年关将近,便让德诚拍去电报,让白莎回自贡过年。
祭灶那天,白莎回到了自流井。她还是穿着那一身棉袍,围巾和布鞋,活脱脱的乡村女教师,哪里像是美国归来的洋记者,更不像是能在蒋夫人身边出入的名媛,但这正是我所欣慰的。我心中的白莎仍然能够坚守,像坚守信仰一般坚守心中的好恶。
“舅舅,两年没来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白莎见到我后便问道,眸子中透出丝丝歉疚。
我自嘲地笑答道:“哪能怪你。孩子大了,即便是父母也未必能常见面,更何况我这个假舅舅。”
听着我这说笑,她却认真起来,看着我,嘴微微一抿,说道:“舅舅,你怎么就把自己说成是假的呢?咱们不是都说娘亲舅大吗。我可从来都是把你当成真长辈的,从小时候在白牧师家里就是这样。”
提到白牧师,我倒是心中一酸,便问道:“白牧师还好吗?要是能够,还真想接他回自流井看看。”
白莎摇摇头,眼中满是伤怀:“我也说不好,只是觉着他别的不想,一门心思要做殉教的烈士。”
听到此话,我心头一怔,不知她是何意。
“白牧师这次来中国,本想着有好多事要做,可在船上却是犯了一场病。您是知道的,他原本身体一直硬朗,这一病却是不轻,到了上海,将养了两个月才见好。”
“大家本是要帮他安排在上海长住下来。可谁知他却不要,说是这里终归还是以租界为主,还是庇护于欧美的炮舰与金元之下。我们还没弄清楚他到底怎么想,他却是飘然离去,只留下信,说他要去南京、去北平。他要入虎口,要去被日本人蹂躏的地方,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一般入狮穴而献身。”
听了白莎这番话,我心中不免伤感颇多,也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儿时的蒙师。白莎不愿我过为神伤,便岔开话题,问道:“舅舅,你这两年可好?”
我知她的心思,便道:“你看舅舅怎样呢?”
她嘴角微翘,含着笑望着我,眸子中又露出小女孩的狡黠:“嗯,白发多了几根,但英气却更足了,好像年轻几岁啦!”
听她如此说,我笑出了声:“想不到你也学会了恭维人?”
白莎看着我,笑道:“不是恭维,是实话。舅舅虽然看上去比几年前略略显老,但神情真的是显得更年轻了。”
我点点头,答道:“你上次走后,我就去找了俞先生,让他帮我安排,出来为抗战做些事情。虽然忙碌,但想着这盐送往后方各省,天然气能帮陪都避寒,炼出的矿由俞先生造出更好的弹药,给前方的将士,心中确实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那次在重庆的轰炸,”白莎喃喃道,但她欲言又止,若有所思,“你知道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小姑娘。战争让我们都变了。”
“你呢,白莎?两年没有你的音信了,还真的很惦记。有时心里也在猜你去了哪里。”
“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也看了很多的事,觉得自己以前就是个小孩子,一个学着大人演戏的小孩子。直到事情见得多了才慢慢地长大。”
我听他此话,似是并不愿提起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也就不便多问了。
“那个男孩呢?”想到了她信中那句英文,我便也用英文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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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她提到此事颇显难色,我便笑道:“今天不算太冷,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白莎兴奋地点点头,拉着我起来便出了门。
我们寻着竹林小道缓步而行。她如往日般挽着我的臂,良久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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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摇摇头,低声道:“说不清。我倒是觉得更像是失恋了。”
“舅舅,你记得我上次提到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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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莎笑出了声:“舅舅记性还真好。就是他。小时候我们都逗他说他耳朵大。”
“大了以后也还是一样。其实我和白伊还是很感激他的”。
“感激?”我问道。
“说感激是因为好长一段时间,他实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们虽是在白牧师家长大,但毕竟在别人眼中还是中国人。附近的邻居都是家教极严的,孩子们也都是面上很有教养,但心里总也不太愿意接受我们。只有内森天天跟着我们转。小时候倒也罢了,但大了以后,若不是有他,我们也许会孤单很多。”
“这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青梅竹马了,”我笑道,“他如也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就可连白伊一起追上了。”
“可不是吗?其实内森是个很内向的人,倒是和白伊的性格更配。在我们去卫思理上学前,他不好意思,也没说什么。当时我想,跑回中国后和他相距万里,也就没了什么牵挂,那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追白伊。可是谁知他辗转知道了我的所在,就写信来把他的心意挑明了。”
“说来也怪,他讲原先他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在我和白伊之间到底喜欢的是谁。可我走了,他心中牵挂,才觉出喜欢的是我这样的性格。”
说到这儿,白莎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道:“我其实觉得他这无外乎是距离产生美,但他却不承认。几次三番地在信中说与白伊只能是朋友,而真正爱的是我。他本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能把情感如此倾诉实是不易。”
白莎沉默片刻,幽幽地接着说道:“他向我表白,我应该感谢他。可说实话,我也有点恨他。”
“恨他?有这么严重?”
“至少他第一次向我表白时,我确是这样想的。不是不接受或是不喜欢他的这份感情,而是气恼他把自己的为难转嫁给了我,让我愧对白伊。再说,我现在这样,也真的不便接受他。”
听到这儿,我觉得白莎话中有话,特别是“我现在这样”中含着诸多难言之隐。此时我们已到官印山下,我便停了下来,说道:“白莎,你和我不同。你比我敢想敢干,如果对他有情,为什么不努力一下呢?我不知你的情况,但不至有什么无法逾越的屏障?”
“舅舅,你误会我了。我问过自己,确实是把他当成朋友的,并没有那份牵肠挂肚的爱。”
听她如是说,我随口答道:“你又未牵肠挂肚地爱过,怎知那是什么滋味?”
我这么说着,却见白莎的双颊越发红了,眼睛也不再与我对视。我陡然明白了许多,却是百感交集:“你爱过啦?”
她默默地点点头,喃喃道:“应该说是爱着。”
“能告诉我吗?”
她摇头叹道:“舅舅,你可能也会猜到一些,不过我还是不说为好。”
她的话既让我明白了一些心中的揣测,却又多了更多的疑惑。如果她所说的近况是关于那边的事情,那可能确实不便多讲。我只得问道:“既然爱着另一个人,你便告诉内森实情,也可对另外一人表白,如此不是甚好?”
“他,我是说我爱着的人,其实是知道我的心思的。可是他不能的。”
“不能还是不愿呢?”我问道,想着自己二十年前的往事。
“先开始他说我们必须是同路人,那才能谈得上爱。我试着跟上他,从一条路跑到另一条上。可是我跑近了,却看见已经有另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了。现在这两条路都不好走。”
“所以你说像是失恋了?”
“我也说不好,总觉得是在两个世界之间。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舅舅也不知该如何劝你好。心里不畅快时便多想想周边的亲人,白伊,伊莎白小姐、白牧师。亲人的爱总是无条件的。”
白莎把头靠在我肩上,叹道:“谢谢舅舅。我知道你其实有时心里比我还要苦,本不该拿这些纠葛来烦你的。现在是全民保土抗战,也不该因为这些儿女私情而废了正事。何况就要过年了,更不该说这些不快乐的事了。”
我微笑道:“好几年没有和你一起过年了。今年既然你回来了,就该好好过过。只是家里人太少了,加上楚娇和她娘,也就是咱们四个。”
白莎的双眸兴奋地睁大:“舅舅,我还以为你就是喜欢清静呢?我倒是有个主意,只要是你不介意。小竺的母亲年前在重庆去世,她要回来料理一下。过年的时候冷清清的,难免伤心,我想请她一起来吃年夜饭可好?还有庆哥,说不准也会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