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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1800多名怀揣为民族和劳苦大众解放理想而奋斗的热血青年，三过雪山草地，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后又肩负起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光荣使命，开赴黄河以西，北上西进。他们战严寒，餐冰雪，忍饥挨饿，和数倍于自己的马家军正规部队及民团浴血奋战144天。最终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归于失败。成建制到达新疆的西路军将士，仅仅有400余名。
这是一段极其悲壮和令人心痛的历史。由于当时三大红军主力刚刚会合，红军高层领导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及对策尚有分歧，各部队指挥关系尚未从实质上理顺，共产国际又多次改变援助地点和方式。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西路军诞生了。
但不论是北攻宁夏，还是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国际援助的方针，都是中央在北上过程中，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红军面临的实际困难确定下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按照中央及军委《十月作战纲领》的既定目标，经中央军委与前线指挥员多次电报沟通协调，经中革军委认可和同意的。广大渡河红军指战员也是以此作为坚定的目标和信念，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困苦，在河西与马家军浴血奋战的。
当然，红军高层领导形势和策略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使红军在行动中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北攻宁夏，西进甘西，特别是在渡河初期，基本按照中央的意图行动，也达到了中央既定的阶段性目标。
后期由于河西地瘠民贫，气候寒冷，特别是敌强我弱，现场指挥员又屡屡出现判断失误，导致西路军不能及时摆脱险境，最后被马家军击败。
虽然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广大西路军将士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的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远铭记和发扬。
牢记历史，特别是牢记那些为了劳苦大众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烈，才能缅怀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后人，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这也是一个民族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石。
第一章红军北上与苏联援助
19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强渡湘江，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8万人锐减至万人，红军主力遭受空前损失。再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红军就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19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重又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投入了与敌人战斗。
1月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河北上。红四方面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打造船只，解决渡江工具，主动出击陕南，调动敌军北移，为中央红军渡江创造条件。195年月9日至4月1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中断，这为中国革命带来一些暂时困难，但同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和解决问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当然，有了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战略靠背，也会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
进入川北后，党中央了解到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考虑到川陕甘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精神，决定建立川陕甘西北苏区。
19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徐、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在此之前，苏共已多次指示中共应在川陕建立根据地。
199年，斯大林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那样的话，中国红军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苏联，取得援助。
共产国际得知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西、甘肃创建红二十六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
19年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这封电报也是目前可见的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的最早电报。
19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
这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中共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更倾向于通过新疆援助中国红军。
这时张国焘、陈昌浩也认为红军应“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之[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共中央希望红军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基础上，派一部占领新疆，重点是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陈昌浩则主张红军主力向川陕甘发展，目的是占领青海、新疆，并作为根据地。
对此，党中央认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向北转移为枢纽。”“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中央“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会议做出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 -->>
80年前，1800多名怀揣为民族和劳苦大众解放理想而奋斗的热血青年，三过雪山草地，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后又肩负起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光荣使命，开赴黄河以西，北上西进。他们战严寒，餐冰雪，忍饥挨饿，和数倍于自己的马家军正规部队及民团浴血奋战144天。最终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归于失败。成建制到达新疆的西路军将士，仅仅有400余名。
这是一段极其悲壮和令人心痛的历史。由于当时三大红军主力刚刚会合，红军高层领导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及对策尚有分歧，各部队指挥关系尚未从实质上理顺，共产国际又多次改变援助地点和方式。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西路军诞生了。
但不论是北攻宁夏，还是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国际援助的方针，都是中央在北上过程中，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红军面临的实际困难确定下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按照中央及军委《十月作战纲领》的既定目标，经中央军委与前线指挥员多次电报沟通协调，经中革军委认可和同意的。广大渡河红军指战员也是以此作为坚定的目标和信念，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困苦，在河西与马家军浴血奋战的。
当然，红军高层领导形势和策略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使红军在行动中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北攻宁夏，西进甘西，特别是在渡河初期，基本按照中央的意图行动，也达到了中央既定的阶段性目标。
后期由于河西地瘠民贫，气候寒冷，特别是敌强我弱，现场指挥员又屡屡出现判断失误，导致西路军不能及时摆脱险境，最后被马家军击败。
虽然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广大西路军将士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的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远铭记和发扬。
牢记历史，特别是牢记那些为了劳苦大众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烈，才能缅怀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后人，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这也是一个民族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石。
第一章红军北上与苏联援助
19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强渡湘江，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8万人锐减至万人，红军主力遭受空前损失。再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红军就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19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自此，红军重又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投入了与敌人战斗。
1月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河北上。红四方面军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打造船只，解决渡江工具，主动出击陕南，调动敌军北移，为中央红军渡江创造条件。195年月9日至4月1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中断，这为中国革命带来一些暂时困难，但同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和解决问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当然，有了苏联的帮助，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战略靠背，也会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
进入川北后，党中央了解到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考虑到川陕甘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精神，决定建立川陕甘西北苏区。
19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徐、陈：“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在此之前，苏共已多次指示中共应在川陕建立根据地。
199年，斯大林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那样的话，中国红军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苏联，取得援助。
共产国际得知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西、甘肃创建红二十六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
19年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这封电报也是目前可见的共产国际提出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的最早电报。
19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
这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中共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更倾向于通过新疆援助中国红军。
这时张国焘、陈昌浩也认为红军应“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之[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共中央希望红军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基础上，派一部占领新疆，重点是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陈昌浩则主张红军主力向川陕甘发展，目的是占领青海、新疆，并作为根据地。
对此，党中央认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向北转移为枢纽。”“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中央“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会议做出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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