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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啰，”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就目前而言，这就够了。以后做终结辩论的时候，我可以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向陪审团说明钱在何处。
我把一份有关理赔材料的打印材料交给他，他吃了一惊。我吃午饭时就拿定主意要在他作证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又不让他成为洛夫金的翻版。他用目光向德拉蒙德求助，可是列奥也无能为力。这位基利先生是大利公司的总裁，他肯定能帮助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他们以为我会再把洛夫金传上堂，把这些数据讲讲清，可是我尽管十分喜欢洛夫金，但我对他的诘问已经结束，不会再给他机会反驳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言。
“你认识这份打印材料吗，基利先生？这是你们公司今天上午给我的。”
“当然认识。”
“好。你能否告诉陪审团，1991年你们公司生效的保单有多少？”
“嗯，我不知道。我瞧一瞧。”他把材料翻了一阵，翻了一页，停下，又翻另一页。
“9万8这个数目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也许。肯定。哦，我想，对。”
“这些保单的投保人1991年提出索赔的有多少？”
又是老一套。基利一边在打印材料上折腾，一边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地数着数字。那样子颇为难堪。就这样磨了几分钟，我终于问道：“1万1这个数字你觉得如何？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差不多，我想。不过，我需要证实一下，真的。”
“你怎么证实呢？”
“呃，我需要对这份材料再研究研究。”
“这么说这些数字就在这份材料里啰？”
“我想是。”
“你能否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拒绝了多少份索赔申请？”
“呃，这，我还是得对这份材料再做一点研究。”他边说，边用双手拿起打印材料。
“那么这个数字也在你手上这份材料里啰？”
“也许，是的，我想是。”
“好。请看第11页、18页、33页和41页。”他唯命是从，立即执行。只要不是让他作证回答问题，叫他干什么都成。只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9100这个数字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他听到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然大为惊诧。“当然不对。这太荒唐啦。”
“可你说过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呀。”
“可我知道决不会有这么多。”
“谢谢你。”我走到他面前，取回打印材料，又交给他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张大利公司的保单。“你认识这个吗？”
“当然，”他开心地说，只要能让他摆脱那该死的打印材料就行。
“这是什么？”
“是本公司发出的医疗保单。”
“何时发出的？”
他细细看了一下。“1992年9月。也就是5个月以前。”
“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啰？”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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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啰，”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就目前而言，这就够了。以后做终结辩论的时候，我可以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向陪审团说明钱在何处。
我把一份有关理赔材料的打印材料交给他，他吃了一惊。我吃午饭时就拿定主意要在他作证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又不让他成为洛夫金的翻版。他用目光向德拉蒙德求助，可是列奥也无能为力。这位基利先生是大利公司的总裁，他肯定能帮助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他们以为我会再把洛夫金传上堂，把这些数据讲讲清，可是我尽管十分喜欢洛夫金，但我对他的诘问已经结束，不会再给他机会反驳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言。
“你认识这份打印材料吗，基利先生？这是你们公司今天上午给我的。”
“当然认识。”
“好。你能否告诉陪审团，1991年你们公司生效的保单有多少？”
“嗯，我不知道。我瞧一瞧。”他把材料翻了一阵，翻了一页，停下，又翻另一页。
“9万8这个数目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也许。肯定。哦，我想，对。”
“这些保单的投保人1991年提出索赔的有多少？”
又是老一套。基利一边在打印材料上折腾，一边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地数着数字。那样子颇为难堪。就这样磨了几分钟，我终于问道：“1万1这个数字你觉得如何？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差不多，我想。不过，我需要证实一下，真的。”
“你怎么证实呢？”
“呃，我需要对这份材料再研究研究。”
“这么说这些数字就在这份材料里啰？”
“我想是。”
“你能否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拒绝了多少份索赔申请？”
“呃，这，我还是得对这份材料再做一点研究。”他边说，边用双手拿起打印材料。
“那么这个数字也在你手上这份材料里啰？”
“也许，是的，我想是。”
“好。请看第11页、18页、33页和41页。”他唯命是从，立即执行。只要不是让他作证回答问题，叫他干什么都成。只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9100这个数字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他听到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然大为惊诧。“当然不对。这太荒唐啦。”
“可你说过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呀。”
“可我知道决不会有这么多。”
“谢谢你。”我走到他面前，取回打印材料，又交给他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张大利公司的保单。“你认识这个吗？”
“当然，”他开心地说，只要能让他摆脱那该死的打印材料就行。
“这是什么？”
“是本公司发出的医疗保单。”
“何时发出的？”
他细细看了一下。“1992年9月。也就是5个月以前。”
“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啰？”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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