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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加”、“鱼子酱”本是俄罗斯的特产，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却“拽”倒了前德国总理施罗德的高级外事顾问米歇尔施泰纳。
米氏素有“施罗德的小基辛格”之称，2001年11月2日，他随施罗德成功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之后，乘专机取道俄罗斯回国，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时，或许旅途劳顿需要借酒解乏，不禁多饮了几杯“伏特加”酒。已然醉态的他到机场后，莫名地指着一位德驻俄使馆士官（担任临时服务员）的鼻子责问：“我定的鱼子酱哪里去了？”士官回答：“鱼子酱不属于我的服务范畴。”米氏勃然大怒，脏话破口而出。受到辱骂的士官愤怒之下，一纸诉状递到军队勤务监督部门讨个公道。德驻俄武官见状不妙，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柏林。很快，德外交部将事情捅给了德销量最大的图片报。该报竟以总理，快辞退您的顾问为题隆重推出，旋即在德国舆论界引起了一片讨伐声。为难的施罗德总理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同样受到压力不得不提出辞呈的米氏向他递交辞职信半小时内，即批准了米的辞职请求——须知，第二天，便是米氏52岁生日。
作为政治家，52岁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米氏却因几杯“伏特加”和几瓶“鱼子酱”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痛哉惜哉之余，笔者觉得“鱼子酱事件”像一面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民主社会人格平等、官员责任和舆论监督力量等深层面的问题，非常发人深思。
“威武不能屈”孟子此语说在2000多年前，应该说很早我国就提出了人格平等的理念。可是，莫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为官者一级屈膝一级，小老百姓更是见官皆跪，就是到了我们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共和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小人物的被轻视、被侮辱、被屈服，城里人和乡下人、草民与名人、公仆与主人等等间的不平等，何尝不是无领域不在？最典型的要数司法领域的昆明杜培武案、辽宁李化伟案、陕西麻旦旦案、齐齐哈尔赵宝宏案。妻子被害，作为丈夫的杜、李却被屈打成“杀人犯”判以死缓，李化伟甚至已为之坐了15年监牢，幸而杀人真凶被捕作了坦白，杜、李死冤才雪。那柔弱的麻旦旦被吊打辱骂，逼其签字承认“卖淫”她不惜大忌，以“私”示“医”验出女儿真身，却才赢了70多元的赔偿官司。而可怜的赵宝宏在被屈打成“强奸犯”后，耗尽全部家财，历经10年申诉，官司倒是赢了，但被刑讯逼供造成的性功能障碍，使他无颜面对妻子，只好凄凉离异，他伤心地说：“最大的痛苦是对我人的尊严的亵渎和剥夺。”
的确，人的尊严比任何东西都贵重，它绝然不可用金钱价值等量。但它必须在民主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体现贵重，必须在人格平等的氛围里才能凸现价值。德国的小士官之所以敢对权贵的无端责骂怒讨公道，就在于他的人格尊严是建立在民主与平等的基准上的，他的平等意识与他所处的民主环境相依相存。因之，他不仅大可不必奴颜眉骨地去为什么米高参准备不属于自己工作范畴的“鱼子酱”而且，在遭到米氏辱骂后，他更无必要忍气吞声地抛弃尊严。相反，他把人格看得高于一切，把公道讨得理直气壮。
士官对高官，弱者胜，强者败，这在民主社会也许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而在人治多于法制的社会则要另当别论。像杜培、李化伟、麻旦旦、赵宝宏们的人格被侮辱，尊严被剥夺，你能不说他们是“命该如此”？因为，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握有残酷的专政工具，那是“威武”的象征，再有怨屈，酷刑之下，不服不行。
当然，德国士官易如反掌地“诉”倒总理高参，还得益于官员们可贵的责任意识和可赞的舆论监督。按说，作为自己的高参，施罗德完全可以为米氏的“酒后失态”遮掩一下，不以小过而裁大将，即使同意米氏自摘乌纱，也应看在是自己外交高参的面上，等其第二天过了生日也不为迟。可是，施大总理猴急似的，竟然在自己的爱将递交辞呈半小时内即“恩准”辞职，岂不太无情乎？太不懂为官之道乎？（非也，作为总理，他要对国家负责，让公民满意）。再说那使馆武官，见下属把米高参告了，理应做好士官工作，撤诉以保“大局”然而，想必他自己隐忍不报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因之他索性来了个“落井下石”把事情通到了总理府、国防部和外交部。这种行为又是何等的不仁不义不道德？（非也，作为士官的上司，他要对自己的部下负责，对自己的职衔负责）。还有那外交部，本是米高参的“娘家”接到米氏不良行为的报奏后，不仅不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搞好保密，而且“恶意”透露给新闻媒体，这不是典型的“墙倒众人推”吗？（非也，敢情德外交部是为同行“败类”蒙羞，觉得不“除”不快吧）。那图片报更是太“资产阶级”了，为了所谓的新闻轰动效应，硬是把一件不足挂齿的事“起哄”为总理，快辞退您的顾问的热门话题去赢取“卖点”新闻怎能随便干涉总理政务？简直到了“逼宫”的程度，只逼得本已酒醒知错的总理高参生日难过，痛心辞职；只逼得总理不得不忍疼割爱，刀斩去乱麻
民主社会的民主搞法儿真是让人可佩。可是，太民主了又有什么好呢？官位再高，稍有风吹草动，小至士官公民，大到总理总统，都可拿你开涮；稍有越轨行为，就会被单位“出卖”就有舆论逼你下台。你看鄙国，做官多好，官越大越隐秘，位越高越保险，既无普通公民诉你之忧，又无舆论逼你下台之虞。比如，媒体虽然披露我国近几年每年安全生产事故造成5000多人死亡，但随即又说较上年死亡人数下降百分之多少，一个用得恰当的百分比，倒使分管安全生产的高官有了政绩，他何虑为那么多亡灵负责？又何惧有谁罢他的官？就更不用说他有自己请辞的想法与姿态了。再如一些小吏滥用国家权力糟蹋老百姓，为何有那么多子民敢怒不敢言呢？因为，只有丢弃尊严，自贬人格，才能换取无奈而“安全”的人生。安徵有个叫亓培玉的研究生，不忍几名小吏在其爱人面前撒尿之辱，一句“没修养”的嘀咕，不是惹来了杀身之祸吗？在民主不够、人格不平等的“生态”环境中，即使有文化、懂尊严，也还是要常常低下头颅的好！
“伏特加”、“鱼子酱”本是俄罗斯的特产，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却“拽”倒了前德国总理施罗德的高级外事顾问米歇尔施泰纳。
米氏素有“施罗德的小基辛格”之称，2001年11月2日，他随施罗德成功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之后，乘专机取道俄罗斯回国，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时，或许旅途劳顿需要借酒解乏，不禁多饮了几杯“伏特加”酒。已然醉态的他到机场后，莫名地指着一位德驻俄使馆士官（担任临时服务员）的鼻子责问：“我定的鱼子酱哪里去了？”士官回答：“鱼子酱不属于我的服务范畴。”米氏勃然大怒，脏话破口而出。受到辱骂的士官愤怒之下，一纸诉状递到军队勤务监督部门讨个公道。德驻俄武官见状不妙，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柏林。很快，德外交部将事情捅给了德销量最大的图片报。该报竟以总理，快辞退您的顾问为题隆重推出，旋即在德国舆论界引起了一片讨伐声。为难的施罗德总理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同样受到压力不得不提出辞呈的米氏向他递交辞职信半小时内，即批准了米的辞职请求——须知，第二天，便是米氏52岁生日。
作为政治家，52岁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米氏却因几杯“伏特加”和几瓶“鱼子酱”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痛哉惜哉之余，笔者觉得“鱼子酱事件”像一面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民主社会人格平等、官员责任和舆论监督力量等深层面的问题，非常发人深思。
“威武不能屈”孟子此语说在2000多年前，应该说很早我国就提出了人格平等的理念。可是，莫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为官者一级屈膝一级，小老百姓更是见官皆跪，就是到了我们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共和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小人物的被轻视、被侮辱、被屈服，城里人和乡下人、草民与名人、公仆与主人等等间的不平等，何尝不是无领域不在？最典型的要数司法领域的昆明杜培武案、辽宁李化伟案、陕西麻旦旦案、齐齐哈尔赵宝宏案。妻子被害，作为丈夫的杜、李却被屈打成“杀人犯”判以死缓，李化伟甚至已为之坐了15年监牢，幸而杀人真凶被捕作了坦白，杜、李死冤才雪。那柔弱的麻旦旦被吊打辱骂，逼其签字承认“卖淫”她不惜大忌，以“私”示“医”验出女儿真身，却才赢了70多元的赔偿官司。而可怜的赵宝宏在被屈打成“强奸犯”后，耗尽全部家财，历经10年申诉，官司倒是赢了，但被刑讯逼供造成的性功能障碍，使他无颜面对妻子，只好凄凉离异，他伤心地说：“最大的痛苦是对我人的尊严的亵渎和剥夺。”
的确，人的尊严比任何东西都贵重，它绝然不可用金钱价值等量。但它必须在民主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体现贵重，必须在人格平等的氛围里才能凸现价值。德国的小士官之所以敢对权贵的无端责骂怒讨公道，就在于他的人格尊严是建立在民主与平等的基准上的，他的平等意识与他所处的民主环境相依相存。因之，他不仅大可不必奴颜眉骨地去为什么米高参准备不属于自己工作范畴的“鱼子酱”而且，在遭到米氏辱骂后，他更无必要忍气吞声地抛弃尊严。相反，他把人格看得高于一切，把公道讨得理直气壮。
士官对高官，弱者胜，强者败，这在民主社会也许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而在人治多于法制的社会则要另当别论。像杜培、李化伟、麻旦旦、赵宝宏们的人格被侮辱，尊严被剥夺，你能不说他们是“命该如此”？因为，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握有残酷的专政工具，那是“威武”的象征，再有怨屈，酷刑之下，不服不行。
当然，德国士官易如反掌地“诉”倒总理高参，还得益于官员们可贵的责任意识和可赞的舆论监督。按说，作为自己的高参，施罗德完全可以为米氏的“酒后失态”遮掩一下，不以小过而裁大将，即使同意米氏自摘乌纱，也应看在是自己外交高参的面上，等其第二天过了生日也不为迟。可是，施大总理猴急似的，竟然在自己的爱将递交辞呈半小时内即“恩准”辞职，岂不太无情乎？太不懂为官之道乎？（非也，作为总理，他要对国家负责，让公民满意）。再说那使馆武官，见下属把米高参告了，理应做好士官工作，撤诉以保“大局”然而，想必他自己隐忍不报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因之他索性来了个“落井下石”把事情通到了总理府、国防部和外交部。这种行为又是何等的不仁不义不道德？（非也，作为士官的上司，他要对自己的部下负责，对自己的职衔负责）。还有那外交部，本是米高参的“娘家”接到米氏不良行为的报奏后，不仅不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搞好保密，而且“恶意”透露给新闻媒体，这不是典型的“墙倒众人推”吗？（非也，敢情德外交部是为同行“败类”蒙羞，觉得不“除”不快吧）。那图片报更是太“资产阶级”了，为了所谓的新闻轰动效应，硬是把一件不足挂齿的事“起哄”为总理，快辞退您的顾问的热门话题去赢取“卖点”新闻怎能随便干涉总理政务？简直到了“逼宫”的程度，只逼得本已酒醒知错的总理高参生日难过，痛心辞职；只逼得总理不得不忍疼割爱，刀斩去乱麻
民主社会的民主搞法儿真是让人可佩。可是，太民主了又有什么好呢？官位再高，稍有风吹草动，小至士官公民，大到总理总统，都可拿你开涮；稍有越轨行为，就会被单位“出卖”就有舆论逼你下台。你看鄙国，做官多好，官越大越隐秘，位越高越保险，既无普通公民诉你之忧，又无舆论逼你下台之虞。比如，媒体虽然披露我国近几年每年安全生产事故造成5000多人死亡，但随即又说较上年死亡人数下降百分之多少，一个用得恰当的百分比，倒使分管安全生产的高官有了政绩，他何虑为那么多亡灵负责？又何惧有谁罢他的官？就更不用说他有自己请辞的想法与姿态了。再如一些小吏滥用国家权力糟蹋老百姓，为何有那么多子民敢怒不敢言呢？因为，只有丢弃尊严，自贬人格，才能换取无奈而“安全”的人生。安徵有个叫亓培玉的研究生，不忍几名小吏在其爱人面前撒尿之辱，一句“没修养”的嘀咕，不是惹来了杀身之祸吗？在民主不够、人格不平等的“生态”环境中，即使有文化、懂尊严，也还是要常常低下头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