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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一共八句,都是前三后四的结构。打开全唐诗,随便翻翻,凡七言诗都是这个结构。

    柳永的慢词有两个特点:一是声律之美;一是铺叙之详。铺叙之详不用细说了,但说柳词的声律美。

    慢词的曲调篇幅较大,音律的转折变化,自然也比小令困难繁复得多。一般对音乐没有什么修养的士大夫,对慢词不敢轻易尝试。

    有过作曲经验的人知道,先作词后作曲比较容易,因为跟着歌词的抑扬顿挫很容易把曲子顺带出来。给曲子填词就难得多,不仅要把字数凑够,特定位置上的字还要能被流畅地唱出来才行,还不能因为协音的关系让听者产生出不好的联想——比如在上扬的旋律上填了一个声调向下的字,歌手唱起来不舒服,听众听起来也不舒服。

    词的押韵方式很复杂。每一词调,用韵方式都各有不同,即使同意词调也往往有多种变体,变体不但用韵方式不同,连平仄、字数也都相应地发生变化。例如,有的词要求从头到尾意韵到底,像《浪淘沙》、《水调歌头》等,有的则要求在特定的地方平仄押韵,像《定风波》、《菩萨蛮》等,而《六州歌头》的三种变体,更是要求押平韵、平仄韵互押、平仄换韵。种种情况不一而足。总之,词调的变化有上万种之多。

    由于柳永词中有一部分是为乐工、歌伎而写,使得他在写词时特别留意音律谐美;又因慢词的篇幅较长,使得他在填词时,也特别留意层次安排。陈振孙曾称其“音律谐婉,语意妥帖”。

    柳永精通音乐,这首《醉蓬莱》,体现出了他对音律的超高掌握。在这层意义上,宋仁宗是在纸面上读到的这首词,而不是由歌伎唱给他听的。他对音乐又不在行,所以对柳永的一些批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清代著名的词人纳兰容若因为精通音律的关系,为柳永鸣不平。清代经学大师焦循也讲过:且不说“此际宸游,凤辇何处”那句碰巧暗合了真宗挽词,要么就怪柳永倒霉,要么就怪他对写颂诗颂词的规则不了解,但对“渐”字和“翻”字,宋仁宗的批评正是外行批评内行。“渐”字起调,和后面的“亭皋叶下,陇首云飞”字字响亮,如果要以其他字来换掉“渐”字,还真找不出来。

    宋仁宗认为“太液波翻”应该写作“太液波澄”,首先“澄”字前边“夜色澄鲜”一句里已经出现过了,不宜重复,再者从音乐角度,“太”字是徵音,“液”为宫音,“波”为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则不协,所以要用羽音的“翻”字······焦循最后的结论是:柳永之所以这么写,正是因为他精通音律。

    拿柳永的这首词来举例,而不是拿他最有名的那首《八声甘州》来举例,就是说明词在艺术领域里本来是音乐的附属物。

    填词需要懂音乐,词作者如果精于此道,就会为词的创造拓展出更大的艺术空间。柳永开拓的慢词真正被士大夫阶层接受,还要等到北宋末年周邦彦的出现。周邦彦是官方的音乐权威,既能作曲,又能填词,而词的发展到北宋末年以至南宋,技艺日精,文人们对词的是否协律比北宋的人要重视的多。周邦彦在这方面比柳永更强,填词走的又是雅正一路,自然大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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