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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说:“沙老师昨晚给我托梦了,让我去拿一幅画。”
王芃泽“哦”了一声,疑惑地望着柱子。
出了殡仪馆,两人骑车去沙老师的外甥家。柱子还记得路,觉得那里毫无变化,只是更破了。在那排房屋前面,沙老师的油画和一堆废木头堆放在一起。柱子把所有的画都立起来,一张一张地比较。王芃泽觉得奇怪,站在一旁问:“柱子,你在选什么?”柱子大声问王芃泽:“叔,你觉得哪一张最像我?”王芃泽纳闷道:“又不是画的你,怎么会像你呢?”柱子说:“叔,你站远点儿看,一定有一张像我,沙老师在梦里跟我说了。”
王芃泽站远了,比较了半天,说:“我还是看不出来。你自己选吧。”柱子听了,又在一长排油画前走来走去,最后终于选了一幅静物。王芃泽犹豫着问:“你真觉得这一幅像你?”柱子说:“不是啊,但是它很像我梦里见过的那一幅。”
然后柱子又说:“我觉得沙老师的灵魂就在这幅画里,所以他托梦给我,让我把他带走。”
王芃泽想着柱子这句话,有些后怕,担心地问:“柱子,你是不是伤心过度了?”
王芃泽脱下手套,伸手摸柱子的额头。柱子推开他的手,大声说:“我说的是真的。”
骑着自行车回家时,柱子把那幅画系在背上,骑车时净招风了。王芃泽一路上望着那幅画,眼神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在一个人少的路段,王芃泽突然觉得浑身无力,停下来不走了。柱子听到王芃泽在后边好像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又骑回来,看到王芃泽很伤心的样子,低声问:“叔,你怎么了?”
王芃泽望着行人稀少的街,神色恍惚地说:“我总是觉得沙老师的死,与我有关。”
柱子说:“没有啊。”
“我老是做错事。”王芃泽难过地说,“年前我还要沙老师去市纪委,为他最不愿面对的事情做证人,年后他就过世了。”
“那也和你无关呀。”柱子劝道,“叔,你别胡思乱想,沙老师也不会怪你的。”
“就算他不怪我,这发生过的事情也是事实。”王芃泽烦乱地说,“我觉得我会遭报应的。”
柱子心中一凛,把自行车也丢了,抓住王芃泽的手,坚毅地说:“和你无关,全都是我的事。如果要遭报应,就报应到我身上好了。”
一周之后的一个上午,南京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体型异常壮硕的农村妇女,凭着一种淳朴、简单、愚蠢、笨拙交织在一起的,没来由的无惧无畏,逢人就问:“税务局在哪儿?”
她盲目而从容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不紧不慢地仰起头来,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冷漠与空洞无物的傲慢,眯着眼向远处望。她长得高,让人误以为她一定看得远,于是越发觉得她高而壮的身材像一座小山,那安放在小山上的头颅一定也贮满了许多神秘的智慧。只是这种错觉一戳就破。她穿着自己缝制的黑色的棉衣棉裤棉鞋,胳膊上挽着花格子布的小包袱,脑后垂着两条枯黄而细小的麻花辫,她在同一条街上走过来走过去,三次向同一群坐在路边聊天的老头儿们低头询问:“税务局在哪儿?”
人群里开始有人发笑,渐渐地有小孩儿围观,后来一些无班可上的闲散人们也跟在后边嬉笑着看热闹。她也不嫌烦,也不驱赶,看到一个水泥花坛那里阳光明亮,就走过去,用手扫了扫浮灰,坐下来,看到围观的人们站在两米远处充满兴趣地望着自己,又一次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大声问:“谁知道税务局在哪儿?”围观的人们同时开始哄笑,她重复道:“税务局呀。”
有好心人过来帮忙,把她送上了一辆公交车,掏钱给她买了一张车票,把情况跟售票员详细地讲了,又对她叮嘱道:“待会儿下了车,你继续问税务局在哪儿,就问到了。”她不会说谢谢,只顾着低头问一个小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儿?你爹娘呢?”满车厢的目光都望了过来,小孩子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就站起来到一边去,把位置让给她。
一个小时之后,税务局的门卫正坐在值班室里低头做事,突然觉得一个黑色的大大的人影正在旁若无人地走进税务局的院子,急忙站起来,走到门口,对着已穿过院门的那个壮硕的农村妇女大声喊:“喂,你干啥呢?”农村妇女在阳光下往这边看了看,停了一下,又继续往院子里走。
门卫大声喊:“你给我站住。”跑过去推了一把,竟像是推在一棵大树上,对方纹丝不动。门卫个头儿不高,此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山似的妇女比自己高了整整一头,有点儿心怯了,冷静地问:“这是税务局呀,不是来玩儿的,你有事儿没有?”
高而壮的妇女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回答:“有啊,我来找我儿子。”
“你儿子是谁?”
“就是柱子,在这儿上班呢。”
门卫想到了年前的那件在税务局里闹得风风雨雨的事,疑惑地问:“你儿子是王玉柱?”
柱子娘看也不看门卫,踌躇满志似的环视着税务局的院子,语气漠然地说了一句:“我叫他柱子。”
门卫有点儿担心,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女巨人是为了儿子的事来这里吵闹的,于是试探着对他说:“但是王玉柱他不在这里呀,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柱子说:“沙老师昨晚给我托梦了,让我去拿一幅画。”
王芃泽“哦”了一声,疑惑地望着柱子。
出了殡仪馆,两人骑车去沙老师的外甥家。柱子还记得路,觉得那里毫无变化,只是更破了。在那排房屋前面,沙老师的油画和一堆废木头堆放在一起。柱子把所有的画都立起来,一张一张地比较。王芃泽觉得奇怪,站在一旁问:“柱子,你在选什么?”柱子大声问王芃泽:“叔,你觉得哪一张最像我?”王芃泽纳闷道:“又不是画的你,怎么会像你呢?”柱子说:“叔,你站远点儿看,一定有一张像我,沙老师在梦里跟我说了。”
王芃泽站远了,比较了半天,说:“我还是看不出来。你自己选吧。”柱子听了,又在一长排油画前走来走去,最后终于选了一幅静物。王芃泽犹豫着问:“你真觉得这一幅像你?”柱子说:“不是啊,但是它很像我梦里见过的那一幅。”
然后柱子又说:“我觉得沙老师的灵魂就在这幅画里,所以他托梦给我,让我把他带走。”
王芃泽想着柱子这句话,有些后怕,担心地问:“柱子,你是不是伤心过度了?”
王芃泽脱下手套,伸手摸柱子的额头。柱子推开他的手,大声说:“我说的是真的。”
骑着自行车回家时,柱子把那幅画系在背上,骑车时净招风了。王芃泽一路上望着那幅画,眼神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在一个人少的路段,王芃泽突然觉得浑身无力,停下来不走了。柱子听到王芃泽在后边好像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又骑回来,看到王芃泽很伤心的样子,低声问:“叔,你怎么了?”
王芃泽望着行人稀少的街,神色恍惚地说:“我总是觉得沙老师的死,与我有关。”
柱子说:“没有啊。”
“我老是做错事。”王芃泽难过地说,“年前我还要沙老师去市纪委,为他最不愿面对的事情做证人,年后他就过世了。”
“那也和你无关呀。”柱子劝道,“叔,你别胡思乱想,沙老师也不会怪你的。”
“就算他不怪我,这发生过的事情也是事实。”王芃泽烦乱地说,“我觉得我会遭报应的。”
柱子心中一凛,把自行车也丢了,抓住王芃泽的手,坚毅地说:“和你无关,全都是我的事。如果要遭报应,就报应到我身上好了。”
一周之后的一个上午,南京的大街上出现了一个体型异常壮硕的农村妇女,凭着一种淳朴、简单、愚蠢、笨拙交织在一起的,没来由的无惧无畏,逢人就问:“税务局在哪儿?”
她盲目而从容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不紧不慢地仰起头来,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冷漠与空洞无物的傲慢,眯着眼向远处望。她长得高,让人误以为她一定看得远,于是越发觉得她高而壮的身材像一座小山,那安放在小山上的头颅一定也贮满了许多神秘的智慧。只是这种错觉一戳就破。她穿着自己缝制的黑色的棉衣棉裤棉鞋,胳膊上挽着花格子布的小包袱,脑后垂着两条枯黄而细小的麻花辫,她在同一条街上走过来走过去,三次向同一群坐在路边聊天的老头儿们低头询问:“税务局在哪儿?”
人群里开始有人发笑,渐渐地有小孩儿围观,后来一些无班可上的闲散人们也跟在后边嬉笑着看热闹。她也不嫌烦,也不驱赶,看到一个水泥花坛那里阳光明亮,就走过去,用手扫了扫浮灰,坐下来,看到围观的人们站在两米远处充满兴趣地望着自己,又一次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大声问:“谁知道税务局在哪儿?”围观的人们同时开始哄笑,她重复道:“税务局呀。”
有好心人过来帮忙,把她送上了一辆公交车,掏钱给她买了一张车票,把情况跟售票员详细地讲了,又对她叮嘱道:“待会儿下了车,你继续问税务局在哪儿,就问到了。”她不会说谢谢,只顾着低头问一个小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儿?你爹娘呢?”满车厢的目光都望了过来,小孩子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就站起来到一边去,把位置让给她。
一个小时之后,税务局的门卫正坐在值班室里低头做事,突然觉得一个黑色的大大的人影正在旁若无人地走进税务局的院子,急忙站起来,走到门口,对着已穿过院门的那个壮硕的农村妇女大声喊:“喂,你干啥呢?”农村妇女在阳光下往这边看了看,停了一下,又继续往院子里走。
门卫大声喊:“你给我站住。”跑过去推了一把,竟像是推在一棵大树上,对方纹丝不动。门卫个头儿不高,此时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山似的妇女比自己高了整整一头,有点儿心怯了,冷静地问:“这是税务局呀,不是来玩儿的,你有事儿没有?”
高而壮的妇女用浓重的西北口音回答:“有啊,我来找我儿子。”
“你儿子是谁?”
“就是柱子,在这儿上班呢。”
门卫想到了年前的那件在税务局里闹得风风雨雨的事,疑惑地问:“你儿子是王玉柱?”
柱子娘看也不看门卫,踌躇满志似的环视着税务局的院子,语气漠然地说了一句:“我叫他柱子。”
门卫有点儿担心,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女巨人是为了儿子的事来这里吵闹的,于是试探着对他说:“但是王玉柱他不在这里呀,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