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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吧。”我说。
“那上官书记和全体省委常委去长途车站送你,也是赌气?”县长马志问。
“应该是吧。”
“那上官书记说了什么呢?”
“上官书记说,作为省委派出去的县委书记,到一个远离省城的、贫穷落后的、也可以说是百病缠身的县去赴任,要独自一人以这种方式孤孤单单地离开省城,他老觉得过意不去,不放心,不踏实,心里堵得慌。”
“上官书记说,想来想去,他也决定出出‘风头’。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在家的省委常委都为你送行。你知道,省里时常派出干部,但对你这种级别的干部,像这样高规格的送行,恐怕你是第一个,我认为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上官书记说,年轻人,原谅我,‘风头’不应总是由年轻人来出,老人也是可以向年轻人学习,赶赶时髦,出出‘风头’的。”
“上官书记言辞恳切,很感人啊。”马县长说。
我说:“可能你体会不到,这种送行,给我产生了无形的、巨大的压力,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无法选择,没有退路,只能负重前行。”
“说的也是啊。”马县长说。
我说:“我跟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索性跟你多说几句吧。你知道吗?在环保局关停一号矿场的时候,矿场老板焦作斌来找过我。”
“我听说了,他来找你,是不是请你放行,让矿场开工啊?”马县长问。
“是啊。”
“你是怎么答复的呢?”马县长问。
“焦作斌问我知不知道,矿场停工一天损失多少钱?”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冷冷地对焦作斌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那你就走吧,我还有好多事要办,没时间听你的损失情况,也不想听你的损失情况,你也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
我说:“见我这个态度,焦老板似乎软了下来,向我求饶,让我同意矿场重新开工。”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马县长问。
我说:“为什么啊?国家法律是儿戏啊,你说开工就开工啊?”
我说:“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焦作斌就找了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唉,这个焦作斌啊。”马县长叹了一口气。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吗?打电话了吗?”马县长问。
我说:“没有,焦作斌跟我七谈八谈,就谈到了共产党。我问焦作斌,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执政党?”
“焦作斌怎么回答啊?”
“焦作斌说,靠枪杆子啊,毛主席也说了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你赞成焦作斌说的话吗?”马县长问。
“我怎么会赞成他的话呢?我对焦作斌说,你还没说到点子上,照我看来,共产党是靠替穷人说话,替穷人撑腰,替老百姓打天下,替老百姓守天下,才成为执政党的。”
“那焦作斌是什么反应呢?”
“焦作斌很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大道理,我也不想听你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只是想问你,我矿场停工怎么办?”
“说来说去,还是要开工啊。”马县长说。
“是啊,说来说去,焦作斌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对我说,我们不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来直去吧。我的矿场就是你下令停工的,明说吧,你要什么?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你要东西,我可以买来送给你。”
“说得好直接,好露骨啊。”马县长说。
“我对焦作斌说,我不要钱,只要东西。”
“你真要了东西?”马县长问。
“听说我要东西,焦作斌有些振作和兴奋,连忙问我要什么东西?焦作斌还表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常书记是个爽快人,有话好好说,以后见面我们还是朋友嘛。你说,你要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啊?”马县长问。
我说:“我要的东西恐怕焦作斌买不起。但焦作斌说,除了天安门城楼外,其它的东西,别小瞧他,他还是买得起的。”
“你究竟想要什么啊?焦作斌的经济实力还可以啊,应该买得起啊。”马县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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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吧。”我说。
“那上官书记和全体省委常委去长途车站送你,也是赌气?”县长马志问。
“应该是吧。”
“那上官书记说了什么呢?”
“上官书记说,作为省委派出去的县委书记,到一个远离省城的、贫穷落后的、也可以说是百病缠身的县去赴任,要独自一人以这种方式孤孤单单地离开省城,他老觉得过意不去,不放心,不踏实,心里堵得慌。”
“上官书记说,想来想去,他也决定出出‘风头’。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在家的省委常委都为你送行。你知道,省里时常派出干部,但对你这种级别的干部,像这样高规格的送行,恐怕你是第一个,我认为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上官书记说,年轻人,原谅我,‘风头’不应总是由年轻人来出,老人也是可以向年轻人学习,赶赶时髦,出出‘风头’的。”
“上官书记言辞恳切,很感人啊。”马县长说。
我说:“可能你体会不到,这种送行,给我产生了无形的、巨大的压力,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无法选择,没有退路,只能负重前行。”
“说的也是啊。”马县长说。
我说:“我跟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索性跟你多说几句吧。你知道吗?在环保局关停一号矿场的时候,矿场老板焦作斌来找过我。”
“我听说了,他来找你,是不是请你放行,让矿场开工啊?”马县长问。
“是啊。”
“你是怎么答复的呢?”马县长问。
“焦作斌问我知不知道,矿场停工一天损失多少钱?”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冷冷地对焦作斌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如果你只是来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那你就走吧,我还有好多事要办,没时间听你的损失情况,也不想听你的损失情况,你也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损失情况。”
我说:“见我这个态度,焦老板似乎软了下来,向我求饶,让我同意矿场重新开工。”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马县长问。
我说:“为什么啊?国家法律是儿戏啊,你说开工就开工啊?”
我说:“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焦作斌就找了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唉,这个焦作斌啊。”马县长叹了一口气。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吗?打电话了吗?”马县长问。
我说:“没有,焦作斌跟我七谈八谈,就谈到了共产党。我问焦作斌,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执政党?”
“焦作斌怎么回答啊?”
“焦作斌说,靠枪杆子啊,毛主席也说了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你赞成焦作斌说的话吗?”马县长问。
“我怎么会赞成他的话呢?我对焦作斌说,你还没说到点子上,照我看来,共产党是靠替穷人说话,替穷人撑腰,替老百姓打天下,替老百姓守天下,才成为执政党的。”
“那焦作斌是什么反应呢?”
“焦作斌很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大道理,我也不想听你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只是想问你,我矿场停工怎么办?”
“说来说去,还是要开工啊。”马县长说。
“是啊,说来说去,焦作斌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对我说,我们不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来直去吧。我的矿场就是你下令停工的,明说吧,你要什么?你要钱,我可以给你。你要东西,我可以买来送给你。”
“说得好直接,好露骨啊。”马县长说。
“我对焦作斌说,我不要钱,只要东西。”
“你真要了东西?”马县长问。
“听说我要东西,焦作斌有些振作和兴奋,连忙问我要什么东西?焦作斌还表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常书记是个爽快人,有话好好说,以后见面我们还是朋友嘛。你说,你要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啊?”马县长问。
我说:“我要的东西恐怕焦作斌买不起。但焦作斌说,除了天安门城楼外,其它的东西,别小瞧他,他还是买得起的。”
“你究竟想要什么啊?焦作斌的经济实力还可以啊,应该买得起啊。”马县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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