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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看“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他们为“三曹”，又因为时处建安年代，又有“建安三曹”之说。他们雅爱词章，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蔚为大观。
曹氏父子三人都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他们三人的思想感情也大不相同，曹操一生雄才伟略，建功立业；曹丕一生富贵闲适，安守父业；曹植一生壮志难酬，郁郁寡欢。这让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角，“三曹”诗文既反映他们伤于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凉，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伟大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也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曹操年轻时爱舞枪弄棒，后来当上了洛阳北部尉，负责京城治安。曹操功必赏过必罚，把京城治安管理得井井有条，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华。
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著有《蒿里行》《短歌行》《观沧海》等。他对天下极具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一斑，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曹植自幼颖慧，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此外，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洛神赋》是曹植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他路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怀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建安二十五年（0年），曹操病逝，曹丕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曹操逝世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终结了汉朝四百多年统治，改国号大魏，为魏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三国时代中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曹操曹丕曹植是汉末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创立者。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9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了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安阳北）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在政治上反对曹操。他的文章虽然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骈俪成分极重，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孔融之外，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王粲能诗善赋，诗以《七哀诗》最为有名，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一样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精神。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9年），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00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08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籍的《驾出北郭门行》刘桢的《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的《七哀诗》刘桢《失题》中的“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蔡文姬（约789年），原名蔡琰，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陈留国人，她是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琴家。
文姬博学多才，自小音乐天赋过人。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她岁时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琴艺超人。
文姬岁时嫁于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卫仲道更是出色的大学子，夫妇两人恩爱非常，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蔡文姬不曾生下一儿半女，卫家的人又嫌她克死了丈夫，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回到娘家。后父亲死于狱中，文姬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年，并育有二子，此间她还学会了吹奏“胡笳”及一些异族的语言。
曹操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岁，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田校尉董祀，就在这年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蔡文姬嫁给董祀，起初的夫妻生活并不十分和谐。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思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生得一表人才，通书史，谙音律，自视甚高，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些不足之感，然而迫于丞相的压力，只好接纳了她。在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她顾不得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倘若处死董祀，文姬势难自存，于是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之恩德，对蔡文姬重新评估，夫妻双双看透了世事，溯洛水而上，居于风景秀丽林木繁茂的山麓。若干年以后，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曾经前去探视。
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由于她的文化教养和不幸遭遇，使她写下了杰出的诗篇，现在流传下来题为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都是自传性的作品。她在胡地日夜思念故土，回汉后参考胡人声调结合自己的悲惨经历，创作了哀怨惆怅令人断肠的琴曲《胡笳十八拍》；嫁董祀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伪作）。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它长达五百四十字，像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此前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女性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悲愤诗》从精神到艺术手法都接受了汉乐府传统影响，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现实主义。它善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使人有如亲临其境。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接受了它的影响。
她的《胡笳十八拍》是一首长篇的浪漫主义抒情杰作。它与《悲愤诗》虽然是同写一件事，但风格迥异，不是客观地细致地描写诗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饱含血泪地对不幸的命运发出呼天抢地的控诉，感情汹涌澎湃。
“竹林七贤”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成名的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竹林七贤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任性放达。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正是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名气的人，他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他弹奏的《广陵散》在当时非常著名。
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嵇康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长久下去，岂不危害我太平江山的统治，此人非杀无以正民风清王道，这里不是现成有个吕安的案子吗？将他牵连进去，既可杀之，又不会施人以柄，岂不妙哉。于是，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年，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
“竹林七贤”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尚自然为论点，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略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陈寿（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
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失街亭以后，和马谡一样受到处罚，马谡被诸葛亮投进大狱，死在狱中，陈寿的父亲受到髡刑的处罚（即剃去头发，是种污辱性的处罚），然后逐出军营。陈寿的父亲回到家乡，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得了陈寿。陈寿的父亲在儿子身上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陈寿要求非常严格。
陈寿聪慧好学，从小就对历史著作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先通读了最为古老的《尚书》和《春秋》，更精细地研习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熟悉了写作史书的方法。同时，他所写的文章富艳动人，深得长辈们的赞许。
陈寿小时候在家中读书，时时受到父亲的关注和督促，大约在8岁时他进入了蜀国都城成都的太学学习，进一步刻苦攻读史学。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谯周，陈寿在他的《三国志》中专门为这位同乡的老师写了一篇传记。
后来，陈寿的父亲病故，陈寿匆忙赶回家中，守孝三年。而在其后来编撰而成的《三国志》中，对于因卷入失街亭一战而受牵连的老父却只字未提，对于惩罚父亲的诸葛亮却大加颂扬，足见陈寿对待历史的客观公正的态度。也因此，陈寿的父亲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后人常有提及，只能称其为陈寿父。
蜀汉灭亡那一年，陈寿岁，渐入中年。他留在了故乡南充，闲居家中，埋头读书数年，造诣日深。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他也都看在眼中，《三国志》的构思也许从那几年就开始了。
公元8年，岁的陈寿离开故乡南充赶赴晋都城洛阳，担任西晋著作郎，专门负责编撰史书，从此人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天下一统的政治环境使得陈寿编撰《三国志》的设想成为可能。从小就在蜀国成长起来的陈寿早已积累了大量蜀国的资料，后又补充魏，吴两国资料，一部长达卷的宏篇史学巨著终能编撰而成。
在《三国志》完成那一刻就引起了轰动。晋惠帝在看过《三国志》后当即下诏，命令全国百姓每家每户都要抄写《三国志》，这也使得《三国志》中的故事很快就在民间普及，到唐朝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行业说书，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普及。
《三国志》中的人物及故事以说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了000多年，至今，我们在南充的老茶馆中仍可听到许多关于三国故事的评书。流传中，人们对《三国志》中记载的历史故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进行取舍演义，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便是根据说书人的记载完成的。
陈寿因《三国志》而备受赞誉，却也因为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当世的权贵，晚年屡次被贬，在仕途中始终郁郁而不得志。公元97年，岁的陈寿没能赶回老家南充便病死在都城洛阳。然而他一定不会想到，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摘取下来的这段历史在700年后不仅被中国人奉为经典，更进而影响着这个世界，《三国志》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与谋略现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个领域，并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漫画与电子游戏更为广泛地传播着。有人说，《三国志》是展现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最壮美的篇章。
陆机（0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人（今上海松江），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曾被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为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故世称“陆平原”。他流传下来的诗，共0首，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
陆机出身名门，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父亲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领兵与魏国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吴国灭亡后，陆机与陆云隐退故里，十年闭门勤学。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89年），陆机和陆云来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
张华颇为看重他们二人，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使得二陆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三张”指张载张协和张亢）。不料后来在一场司马皇室的内乱中，任河北大都督陆机因兵败被杀，他的弟弟陆云也被诬陷处死。
陆机流传下来的诗，近半数是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中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达到了“思无越畔，语无溢幅”的程度；其失在于缺乏个人情感的抒写，所以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在艺术风格上，陆机诗的主要特点是讲求形式的华美整饬，以其深厚的学力繁缛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一种雍容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西晋诗坛的艺术倾向，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明诗》）的局面。
陆机诗虽然以词藻典雅见长，但是像“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招隐诗》）这类诗句，着意避俗，刻炼太过，见出斧凿之痕，反伤自然之美。这是陆诗的主要缺点，即使是他的名篇《赴洛道中作》也不免于此病。
陆机的赋今存7篇，或感时节之代谢，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大多篇幅短小，文笔清灵。如《叹逝赋》中写道：“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把亲故凋零的哀伤写得回环往复，曲折情深。陆机的赋中有不少咏物之作，如《瓜赋》，00字左右，咏物寄怀，体现了作者的道德观；《漏刻赋》写景而兼以想象，夹叙夹议，将抽象的时间描写得十分生动。
陆机的赋中最有名的是《文赋》。这是文学史上最早采用“赋”的体裁而写成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既总结了以前作家的经验，也融合了陆机本人创作的甘苦。陆机的文，思想内容比诗赋更为充实，时有峭健之笔。其中著名的有《辨亡论》，论东吴兴亡之由，归于能否得人，议论滔滔，笔势流畅，可称为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什；《吊魏武帝文》，是看到曹操遗令有感而作，文中肯定了曹操的事功，又对这位叱咤风云的豪杰在死亡面前不能摆脱对家庭琐务的牵挂之情而暗含讥刺，文笔时而峭拔豪放，时而委婉细腻。
干宝（8年），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
干宝的祖父叫干统，为吴奋武将军，父干莹为丹阳丞。干宝学识渊博，著述宏丰，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魏晋间之通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短篇小说集《搜神记》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小说的鼻祖”。
干宝一生著作颇丰，其《晋纪》20卷，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传说干宝因有感于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乃编集神怪灵异故事《搜神记》。他在序中自称：“虽考志于载籍，收遗佚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搜神记》所叙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而且，它内容丰富，语言雅致清峻曲尽幽情，确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其艺术成就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世影响极大。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妖祥卜梦的感应，有佛道信仰的因果报应，还有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等等。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历史传说，如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民间故事，如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慿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
《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传奇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话戏《天仙配》及后世的许多小说戏曲，都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是一部继《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之后的“东方新神话主义”奇幻之作，为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保存了许多古代民间的传说，如《干将莫邪》《相思树》《董永卖身》《李寄斩蛇》等，给后世文学艺术以深远影响。
《搜神记》继承了中国古代幻想作品的优秀特质，博采众长，将神话魔幻武侠言情地理人文上古历史糅于一体，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洪荒时代，重构了瑰丽雄奇的中华神话。其思想之浩瀚行文之奇诡言辞之有趣情节之跌宕，已使其从纯粹的娱乐式的赏析中跳脱出来，令人不得不叹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作品本身也成为中国奇幻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陶渊明（约7年），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浔阳柴桑今人。
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臣陶侃，祖父陶茂亦官至太守。不过由于陶侃出身寒微，种族不明，在东晋始终未进入士族行列，所以其子孙到了渊明父辈这一代，就湮没无闻，隔绝于仕途了。渊明父亲早死，母亲是大名士孟嘉的女儿，因此在他早年，一方面生计贫苦，居无仆妾，藜菽不给；一方面则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史称“其有高趣，博学善著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因为门户寒微，陶渊明直到9岁，始出仕州祭酒之职，然而耿介的性格令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六七年之后，到晋安帝隆安三年（99年）左右，陶渊明再度出仕，到荆州刺史桓玄府中任属吏，两年后，母孟氏卒，他再次辞职回家。
元兴三年（0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陶渊明又到镇军府出任参军，不久后转到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府中。次年３月，安帝反正，府主解职，陶渊明亦决心归隐。苦于乏资，遂在这年８月接受彭泽县令之职。但官场中的折腰逢迎依旧令他难堪，于是在这年月毅然弃官归家，终身不再求仕。
在归田之初，陶渊明的生活还算安定，然而自义熙四年（08年）之后，他的家园开始频频遭到火灾战祸的破坏，到义熙七年（年）左右，遂移居到寻阳负郭的南村。在此期间，陶渊明目睹了政治舞台上刘裕的北伐和篡政活动，个人生活方面也经历了因水火风虫灾及亲人丧亡带来的种种艰难，但躬耕之志终不变。义熙九年（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亦坚辞不就。
进入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更加贫困，有时甚至到断炊乞食的地步，中年后就染上的疟疾亦日益加剧。朝廷中，刘裕最终篡位成功，并用残忍手段弑杀了退位的晋帝。这一切使陶渊明更加感受到世事如幻和世途黑暗，对现实愈加不肯妥协，刘宋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以米肉的馈赠，他坚辞不受。到元嘉四年（7年）冬十一月，陶渊明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首。陶文今存篇，计有辞赋篇韵文篇散文篇。其中《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都是传世之作。
同时，陶渊明还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他的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颜延之（8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
颜延之出身世家，“少孤贫，好读书，无所不览”，“居贫郭，室巷甚陋”，以致“行年三十犹未婚”（《宋书颜延之传》），他的少年时代大概就是在颜家巷的老宅中度过的，其时颜氏已无显宦，所以就成了陋室陋巷。而他却毫不在意，丝毫不以名利为念。他的妹妹嫁给了宋武帝刘裕的辅助大臣刘穆之的儿子刘宪之，刘穆之念及通家之好，以及延之当时在江左声望，想予以提携，当即被他拒绝了。直到0岁，才到吴国内使刘柳处担任一个参军的卑微之职。
颜延之生活俭朴，个性狂放，律己治家极严，史称他“居身俭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其子颜竣做了高官，他给父亲东西，但“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仍坐他的老牛车。他对儿子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见汝。”见儿子起宅第，又对他说：“你要好自为之，不要让后人笑你小人得志。”
一日早晨他去找儿子，见“宾客盈门”，颜竣仍睡着不起。他怒斥：“恭敬撙节，福之基地；骄狠傲慢，祸之始也。况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颜延之曾作《庭诰》以训诫子弟，对公私德义孝悌情朋赏罚交友酒等许多方面颇有见地，立论有据，并以“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告诫后人。
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颜延之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来往。元嘉十二年（年），颜延之和何承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精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观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辩论。这件事曾惊动了宋文帝，向何尚之羊玄保表示他自己对佛经读得不多，“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接着他又提到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颜延之驳斥《达性论》，宗炳非难《白黑论》，尤足给人以启发。
颜延之和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还和陶渊明私交甚笃。颜延之在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死后，他还写了《陶征士诔》。
他的代表作《北使洛》《秋胡行》《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历代传诵，《秋胡行》是继汉代《孙雀东南飞》后，又一首较为成功的叙事长诗。曾先后被收入《文选》《玉台新咏》《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古诗记》，可见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颜诗厚重典雅的风格，对同时代和稍后的诗人有一定的影响。《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这些诗人中有人已无作品存世，学者根据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确有学习颜延之的痕迹。
谢灵运（8年），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人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由谢灵运开始，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谢灵运的诗作有《登池上楼》《初去郡》《岁暮》《入东道路》《登临海峤初发强中》《酬从弟惠连》《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等，除诗歌外还有赋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较为有名。谢灵运的诗歌作品收录在《谢康乐集》中。
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地主家庭，才学出众，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与从兄谢瞻谢晦等皆为谢氏家庭中一时之秀。他本来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0年），谢灵运已20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0年）刘裕灭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
谢灵运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所以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一年后，称疾辞官。再度做官，也因为不理政事，而且写诗攻击朝廷，被判流放广州。刚到广州，就被朝廷以叛逆罪就地正法。死时仅9岁。
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
《登池上楼》是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写的是诗人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前部分抒发官场失意的牢骚，中间描绘登楼远望所见到的景物，最后表达了怀人思归的情绪。诗中成功地描写了初春时节池水远山和春草鸣禽的变化，使人感到生意盎然。晋初政局混乱，文人常借歌咏山水寄托超脱尘世的情志，这首诗就体现了这种创作倾向。
谢灵运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但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
鲍照（年），南朝文学家，字明远。祖籍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辖区包括今江苏北部），久居建康（今南京）。他最富盛名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十八首。
元嘉十六年（9年），鲍照0多岁，为了谋求官职，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被任为国侍郎。刘义庆在这一年任江州刺史，他也在同年秋到江州赴职。几年之后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去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做过始兴王刘彧的侍郎，在刘彧和太子刘劭一起谋杀宋文帝之前，他就离去了。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又出任过中书舍人秣陵令等小官，之后他又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任刑狱参军等职。孝武帝死后，明帝刘彧杀前废帝子业自立，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害。
鲍照的人生道路，是向着士族门阀制度抗争的，同时又是郁郁不得志和悲剧性的。鲍照是一个性格和人生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荣华及时享乐建功立业等种种目标的追求，并且认为以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这一切。
据说他向刘义庆献诗时，有人因他身份低卑而加劝阻，他勃然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无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他只是不顾一切地要以自己的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当他的努力受到社会现实的压制世俗偏见的阻碍时，心灵中就激起冲腾不息的波澜，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这是窥见鲍照的作品何以形成其独特风格的门径。
鲍照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但主要是诗歌。并以“文甚遒丽”的古乐府闻名于诗坛。他现存的诗约有二百多首，其中乐府诗就占八十多首，而且他的优秀诗篇大多数都是乐府诗。他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民歌的传统精神，广泛描写社会生活，对受压迫的人民表示了深刻的同情。
边塞战争，征夫戍卒的生活，是他乐府诗内容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代出自蓟北门行》里，他歌颂了边塞将士们“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英勇战斗的精神，也写出了“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的边塞战场景色。
鲍照的文赋也很有影响，其中《芜城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传诵。这篇赋的内容是借广陵昔盛今衰的对比映衬，抒发了作者的怀古之情和人生无常的感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算得上是一篇杰作。《登大雷岸与妹书》也很有文学价值，融情入景，骈散相间，为后世所称道。
鲍照一生沉沦下僚，很不得志，但他的诗文，在生前就颇负盛名，对后来的作家更产生过重大影响。
《木兰诗》又叫《木兰辞》，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这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民歌，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词》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
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黄州黄冈县（今湖北黄冈）有木兰山木兰乡木兰庙，并引杜牧《木兰庙》为证。此外，据地方志所载，在今安徽亳州河南商丘河北完县等地，都曾立庙奉祀木兰，反映出《木兰诗》的深刻影响。
《木兰诗》讲述了一个叫花木兰的女子，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但求回家团聚的故事。诗中热情赞扬了这位奇女子勤劳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英勇战斗的精神，以及端庄从容的风姿。它不仅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普遍的尚武风气，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北方人民憎恶长期割据战乱，渴望过和平安定生活的意愿。
以“木兰是女郎”为核心，《木兰诗》着力写木兰作为女孩儿对父母的牵挂，写她的入闺房巧梳妆，写她打扮得娉娉袅袅光彩照人的风姿神韵。人们向来不稀罕赳赳武夫式的“顾大嫂”之流，中国也不乏娇滴滴的“崔莺莺”这样标准的美人，但既有女儿的娇美又有男子的刚健的女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只有花木兰这一个。
对木兰的讴歌，冲击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偏见。它富有浪漫色彩，风格刚健古朴，保持了民歌特色。诗中以人物问答来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以众多的铺陈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以风趣的比喻来收束全诗，令人回味。这就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全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
《木兰诗》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但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看法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人物形象本身，就是对封建社会中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的无情嘲弄。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无地位的。木兰是一个“当户织”的劳动妇女，代父从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男人能做到的，木兰能做到；男人不能做到的，木兰也能做到。
也有人认为，木兰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热中功名利禄的封建士大夫的有力讽刺。在封建社会中，追求功名利禄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木兰经过十年的紧张战斗之后，凯旋而归，却拒封辞赏，愿意解甲归田，重过劳动人民的耕织生活。
还有人认为，《木兰诗》着意赞颂劳动人民出身的妇女英雄；还有人认为，《木兰诗》旨在反映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总之，这首古代北方民歌杰作的经典意义，就是它对于普通女子所禀赋的智慧和才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
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木兰诗》在中唐就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在今天，花木兰的故事仍被广为传颂，甚至改编成影片。
《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078年）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宋代郭茂倩将它载入《乐府诗集》，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是谁，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也有人因为写作风格的相似性认为是东汉末的辛延年所作，但都无法考证。
东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安徽境内）发生过一桩婚姻悲剧，刘兰芝嫁到焦家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
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孔雀东南飞》全诗0多句，700多字，它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在民间广为流传。它的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
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写出了焦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另一条线索。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兰芝拒婚，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孔雀东南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典型的意义，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9年）北魏攻下青州，他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永明四年（486年）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世说新语》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的。
当时，刘义庆门下聚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达00余种，编成该书。
虽说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礼崩乐坏，人们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凡事不因循守旧，放荡不羁，使得长期受压抑的人性人情张扬开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舒展的时期。处于这种历史关头的知识分子，或深陷社会政治运动的漩... -->>
建安文学看“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他们为“三曹”，又因为时处建安年代，又有“建安三曹”之说。他们雅爱词章，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蔚为大观。
曹氏父子三人都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他们三人的思想感情也大不相同，曹操一生雄才伟略，建功立业；曹丕一生富贵闲适，安守父业；曹植一生壮志难酬，郁郁寡欢。这让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角，“三曹”诗文既反映他们伤于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凉，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伟大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也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曹操年轻时爱舞枪弄棒，后来当上了洛阳北部尉，负责京城治安。曹操功必赏过必罚，把京城治安管理得井井有条，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华。
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著有《蒿里行》《短歌行》《观沧海》等。他对天下极具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一斑，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曹植自幼颖慧，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此外，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洛神赋》是曹植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他路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怀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建安二十五年（0年），曹操病逝，曹丕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曹操逝世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终结了汉朝四百多年统治，改国号大魏，为魏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三国时代中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曹操曹丕曹植是汉末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创立者。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9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了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安阳北）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在政治上反对曹操。他的文章虽然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骈俪成分极重，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孔融之外，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王粲能诗善赋，诗以《七哀诗》最为有名，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一样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精神。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9年），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00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08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籍的《驾出北郭门行》刘桢的《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的《七哀诗》刘桢《失题》中的“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蔡文姬（约789年），原名蔡琰，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陈留国人，她是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琴家。
文姬博学多才，自小音乐天赋过人。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她岁时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琴艺超人。
文姬岁时嫁于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卫仲道更是出色的大学子，夫妇两人恩爱非常，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蔡文姬不曾生下一儿半女，卫家的人又嫌她克死了丈夫，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回到娘家。后父亲死于狱中，文姬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年，并育有二子，此间她还学会了吹奏“胡笳”及一些异族的语言。
曹操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岁，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田校尉董祀，就在这年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蔡文姬嫁给董祀，起初的夫妻生活并不十分和谐。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思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生得一表人才，通书史，谙音律，自视甚高，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些不足之感，然而迫于丞相的压力，只好接纳了她。在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她顾不得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倘若处死董祀，文姬势难自存，于是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之恩德，对蔡文姬重新评估，夫妻双双看透了世事，溯洛水而上，居于风景秀丽林木繁茂的山麓。若干年以后，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曾经前去探视。
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由于她的文化教养和不幸遭遇，使她写下了杰出的诗篇，现在流传下来题为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都是自传性的作品。她在胡地日夜思念故土，回汉后参考胡人声调结合自己的悲惨经历，创作了哀怨惆怅令人断肠的琴曲《胡笳十八拍》；嫁董祀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伪作）。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它长达五百四十字，像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此前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女性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悲愤诗》从精神到艺术手法都接受了汉乐府传统影响，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现实主义。它善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使人有如亲临其境。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接受了它的影响。
她的《胡笳十八拍》是一首长篇的浪漫主义抒情杰作。它与《悲愤诗》虽然是同写一件事，但风格迥异，不是客观地细致地描写诗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饱含血泪地对不幸的命运发出呼天抢地的控诉，感情汹涌澎湃。
“竹林七贤”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成名的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竹林七贤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任性放达。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正是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名气的人，他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他弹奏的《广陵散》在当时非常著名。
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嵇康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长久下去，岂不危害我太平江山的统治，此人非杀无以正民风清王道，这里不是现成有个吕安的案子吗？将他牵连进去，既可杀之，又不会施人以柄，岂不妙哉。于是，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年，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
“竹林七贤”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尚自然为论点，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略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陈寿（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
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失街亭以后，和马谡一样受到处罚，马谡被诸葛亮投进大狱，死在狱中，陈寿的父亲受到髡刑的处罚（即剃去头发，是种污辱性的处罚），然后逐出军营。陈寿的父亲回到家乡，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得了陈寿。陈寿的父亲在儿子身上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陈寿要求非常严格。
陈寿聪慧好学，从小就对历史著作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先通读了最为古老的《尚书》和《春秋》，更精细地研习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熟悉了写作史书的方法。同时，他所写的文章富艳动人，深得长辈们的赞许。
陈寿小时候在家中读书，时时受到父亲的关注和督促，大约在8岁时他进入了蜀国都城成都的太学学习，进一步刻苦攻读史学。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谯周，陈寿在他的《三国志》中专门为这位同乡的老师写了一篇传记。
后来，陈寿的父亲病故，陈寿匆忙赶回家中，守孝三年。而在其后来编撰而成的《三国志》中，对于因卷入失街亭一战而受牵连的老父却只字未提，对于惩罚父亲的诸葛亮却大加颂扬，足见陈寿对待历史的客观公正的态度。也因此，陈寿的父亲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后人常有提及，只能称其为陈寿父。
蜀汉灭亡那一年，陈寿岁，渐入中年。他留在了故乡南充，闲居家中，埋头读书数年，造诣日深。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他也都看在眼中，《三国志》的构思也许从那几年就开始了。
公元8年，岁的陈寿离开故乡南充赶赴晋都城洛阳，担任西晋著作郎，专门负责编撰史书，从此人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天下一统的政治环境使得陈寿编撰《三国志》的设想成为可能。从小就在蜀国成长起来的陈寿早已积累了大量蜀国的资料，后又补充魏，吴两国资料，一部长达卷的宏篇史学巨著终能编撰而成。
在《三国志》完成那一刻就引起了轰动。晋惠帝在看过《三国志》后当即下诏，命令全国百姓每家每户都要抄写《三国志》，这也使得《三国志》中的故事很快就在民间普及，到唐朝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行业说书，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普及。
《三国志》中的人物及故事以说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了000多年，至今，我们在南充的老茶馆中仍可听到许多关于三国故事的评书。流传中，人们对《三国志》中记载的历史故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进行取舍演义，后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便是根据说书人的记载完成的。
陈寿因《三国志》而备受赞誉，却也因为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当世的权贵，晚年屡次被贬，在仕途中始终郁郁而不得志。公元97年，岁的陈寿没能赶回老家南充便病死在都城洛阳。然而他一定不会想到，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摘取下来的这段历史在700年后不仅被中国人奉为经典，更进而影响着这个世界，《三国志》中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与谋略现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个领域，并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漫画与电子游戏更为广泛地传播着。有人说，《三国志》是展现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最壮美的篇章。
陆机（0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人（今上海松江），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曾被成都王司马颖任命为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故世称“陆平原”。他流传下来的诗，共0首，大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代表作有《君子行》《长安有狭邪行》《赴洛道中作》等。
陆机出身名门，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曾任东吴丞相，父亲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领兵与魏国羊祜对抗。父亲死的时候陆机岁，与其弟分领父兵，为牙门将。吴国灭亡后，陆机与陆云隐退故里，十年闭门勤学。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89年），陆机和陆云来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
张华颇为看重他们二人，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使得二陆名气大振。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三张”指张载张协和张亢）。不料后来在一场司马皇室的内乱中，任河北大都督陆机因兵败被杀，他的弟弟陆云也被诬陷处死。
陆机流传下来的诗，近半数是乐府诗和拟古诗。这类作品中有不少是敷衍旧题摹拟前人之作，达到了“思无越畔，语无溢幅”的程度；其失在于缺乏个人情感的抒写，所以被后人讥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在艺术风格上，陆机诗的主要特点是讲求形式的华美整饬，以其深厚的学力繁缛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一种雍容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西晋诗坛的艺术倾向，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明诗》）的局面。
陆机诗虽然以词藻典雅见长，但是像“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招隐诗》）这类诗句，着意避俗，刻炼太过，见出斧凿之痕，反伤自然之美。这是陆诗的主要缺点，即使是他的名篇《赴洛道中作》也不免于此病。
陆机的赋今存7篇，或感时节之代谢，或悲故旧之丧亡，或抒思乡之情愫，大多篇幅短小，文笔清灵。如《叹逝赋》中写道：“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把亲故凋零的哀伤写得回环往复，曲折情深。陆机的赋中有不少咏物之作，如《瓜赋》，00字左右，咏物寄怀，体现了作者的道德观；《漏刻赋》写景而兼以想象，夹叙夹议，将抽象的时间描写得十分生动。
陆机的赋中最有名的是《文赋》。这是文学史上最早采用“赋”的体裁而写成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既总结了以前作家的经验，也融合了陆机本人创作的甘苦。陆机的文，思想内容比诗赋更为充实，时有峭健之笔。其中著名的有《辨亡论》，论东吴兴亡之由，归于能否得人，议论滔滔，笔势流畅，可称为西晋论文中最为博大的篇什；《吊魏武帝文》，是看到曹操遗令有感而作，文中肯定了曹操的事功，又对这位叱咤风云的豪杰在死亡面前不能摆脱对家庭琐务的牵挂之情而暗含讥刺，文笔时而峭拔豪放，时而委婉细腻。
干宝（8年），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
干宝的祖父叫干统，为吴奋武将军，父干莹为丹阳丞。干宝学识渊博，著述宏丰，横跨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魏晋间之通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更是小说家的一代宗师。他的短篇小说集《搜神记》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称作“中国小说的鼻祖”。
干宝一生著作颇丰，其《晋纪》20卷，直而能婉，时称良史，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传说干宝因有感于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乃编集神怪灵异故事《搜神记》。他在序中自称：“虽考志于载籍，收遗佚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搜神记》所叙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而且，它内容丰富，语言雅致清峻曲尽幽情，确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其艺术成就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世影响极大。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妖祥卜梦的感应，有佛道信仰的因果报应，还有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等等。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历史传说，如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民间故事，如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慿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
《搜神记》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传奇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话戏《天仙配》及后世的许多小说戏曲，都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是一部继《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之后的“东方新神话主义”奇幻之作，为我国魏晋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保存了许多古代民间的传说，如《干将莫邪》《相思树》《董永卖身》《李寄斩蛇》等，给后世文学艺术以深远影响。
《搜神记》继承了中国古代幻想作品的优秀特质，博采众长，将神话魔幻武侠言情地理人文上古历史糅于一体，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洪荒时代，重构了瑰丽雄奇的中华神话。其思想之浩瀚行文之奇诡言辞之有趣情节之跌宕，已使其从纯粹的娱乐式的赏析中跳脱出来，令人不得不叹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作品本身也成为中国奇幻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陶渊明（约7年），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浔阳柴桑今人。
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名臣陶侃，祖父陶茂亦官至太守。不过由于陶侃出身寒微，种族不明，在东晋始终未进入士族行列，所以其子孙到了渊明父辈这一代，就湮没无闻，隔绝于仕途了。渊明父亲早死，母亲是大名士孟嘉的女儿，因此在他早年，一方面生计贫苦，居无仆妾，藜菽不给；一方面则受到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史称“其有高趣，博学善著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因为门户寒微，陶渊明直到9岁，始出仕州祭酒之职，然而耿介的性格令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家闲居了六七年之后，到晋安帝隆安三年（99年）左右，陶渊明再度出仕，到荆州刺史桓玄府中任属吏，两年后，母孟氏卒，他再次辞职回家。
元兴三年（0年），刘裕为镇军将军，陶渊明又到镇军府出任参军，不久后转到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府中。次年３月，安帝反正，府主解职，陶渊明亦决心归隐。苦于乏资，遂在这年８月接受彭泽县令之职。但官场中的折腰逢迎依旧令他难堪，于是在这年月毅然弃官归家，终身不再求仕。
在归田之初，陶渊明的生活还算安定，然而自义熙四年（08年）之后，他的家园开始频频遭到火灾战祸的破坏，到义熙七年（年）左右，遂移居到寻阳负郭的南村。在此期间，陶渊明目睹了政治舞台上刘裕的北伐和篡政活动，个人生活方面也经历了因水火风虫灾及亲人丧亡带来的种种艰难，但躬耕之志终不变。义熙九年（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亦坚辞不就。
进入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更加贫困，有时甚至到断炊乞食的地步，中年后就染上的疟疾亦日益加剧。朝廷中，刘裕最终篡位成功，并用残忍手段弑杀了退位的晋帝。这一切使陶渊明更加感受到世事如幻和世途黑暗，对现实愈加不肯妥协，刘宋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以米肉的馈赠，他坚辞不受。到元嘉四年（7年）冬十一月，陶渊明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首。陶文今存篇，计有辞赋篇韵文篇散文篇。其中《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都是传世之作。
同时，陶渊明还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他的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颜延之（8年），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
颜延之出身世家，“少孤贫，好读书，无所不览”，“居贫郭，室巷甚陋”，以致“行年三十犹未婚”（《宋书颜延之传》），他的少年时代大概就是在颜家巷的老宅中度过的，其时颜氏已无显宦，所以就成了陋室陋巷。而他却毫不在意，丝毫不以名利为念。他的妹妹嫁给了宋武帝刘裕的辅助大臣刘穆之的儿子刘宪之，刘穆之念及通家之好，以及延之当时在江左声望，想予以提携，当即被他拒绝了。直到0岁，才到吴国内使刘柳处担任一个参军的卑微之职。
颜延之生活俭朴，个性狂放，律己治家极严，史称他“居身俭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其子颜竣做了高官，他给父亲东西，但“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仍坐他的老牛车。他对儿子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见汝。”见儿子起宅第，又对他说：“你要好自为之，不要让后人笑你小人得志。”
一日早晨他去找儿子，见“宾客盈门”，颜竣仍睡着不起。他怒斥：“恭敬撙节，福之基地；骄狠傲慢，祸之始也。况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颜延之曾作《庭诰》以训诫子弟，对公私德义孝悌情朋赏罚交友酒等许多方面颇有见地，立论有据，并以“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告诫后人。
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颜延之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来往。元嘉十二年（年），颜延之和何承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精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观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辩论。这件事曾惊动了宋文帝，向何尚之羊玄保表示他自己对佛经读得不多，“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接着他又提到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颜延之驳斥《达性论》，宗炳非难《白黑论》，尤足给人以启发。
颜延之和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还和陶渊明私交甚笃。颜延之在江州任后军功曹时，二人过从甚密；其后延之出任始安太守，路经浔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临行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死后，他还写了《陶征士诔》。
他的代表作《北使洛》《秋胡行》《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历代传诵，《秋胡行》是继汉代《孙雀东南飞》后，又一首较为成功的叙事长诗。曾先后被收入《文选》《玉台新咏》《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古诗记》，可见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颜诗厚重典雅的风格，对同时代和稍后的诗人有一定的影响。《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这些诗人中有人已无作品存世，学者根据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确有学习颜延之的痕迹。
谢灵运（8年），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人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由谢灵运开始，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谢灵运的诗作有《登池上楼》《初去郡》《岁暮》《入东道路》《登临海峤初发强中》《酬从弟惠连》《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等，除诗歌外还有赋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较为有名。谢灵运的诗歌作品收录在《谢康乐集》中。
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地主家庭，才学出众，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与从兄谢瞻谢晦等皆为谢氏家庭中一时之秀。他本来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0年），谢灵运已20岁，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0年）刘裕灭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改食邑为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
谢灵运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所以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一年后，称疾辞官。再度做官，也因为不理政事，而且写诗攻击朝廷，被判流放广州。刚到广州，就被朝廷以叛逆罪就地正法。死时仅9岁。
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
《登池上楼》是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写的是诗人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前部分抒发官场失意的牢骚，中间描绘登楼远望所见到的景物，最后表达了怀人思归的情绪。诗中成功地描写了初春时节池水远山和春草鸣禽的变化，使人感到生意盎然。晋初政局混乱，文人常借歌咏山水寄托超脱尘世的情志，这首诗就体现了这种创作倾向。
谢灵运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但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
鲍照（年），南朝文学家，字明远。祖籍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辖区包括今江苏北部），久居建康（今南京）。他最富盛名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十八首。
元嘉十六年（9年），鲍照0多岁，为了谋求官职，去谒见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被任为国侍郎。刘义庆在这一年任江州刺史，他也在同年秋到江州赴职。几年之后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去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做过始兴王刘彧的侍郎，在刘彧和太子刘劭一起谋杀宋文帝之前，他就离去了。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又出任过中书舍人秣陵令等小官，之后他又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任刑狱参军等职。孝武帝死后，明帝刘彧杀前废帝子业自立，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害。
鲍照的人生道路，是向着士族门阀制度抗争的，同时又是郁郁不得志和悲剧性的。鲍照是一个性格和人生欲望都非常强烈的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富贵荣华及时享乐建功立业等种种目标的追求，并且认为以自己的才华理应得到这一切。
据说他向刘义庆献诗时，有人因他身份低卑而加劝阻，他勃然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无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他只是不顾一切地要以自己的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当他的努力受到社会现实的压制世俗偏见的阻碍时，心灵中就激起冲腾不息的波澜，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这是窥见鲍照的作品何以形成其独特风格的门径。
鲍照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但主要是诗歌。并以“文甚遒丽”的古乐府闻名于诗坛。他现存的诗约有二百多首，其中乐府诗就占八十多首，而且他的优秀诗篇大多数都是乐府诗。他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民歌的传统精神，广泛描写社会生活，对受压迫的人民表示了深刻的同情。
边塞战争，征夫戍卒的生活，是他乐府诗内容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代出自蓟北门行》里，他歌颂了边塞将士们“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英勇战斗的精神，也写出了“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的边塞战场景色。
鲍照的文赋也很有影响，其中《芜城赋》是六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传诵。这篇赋的内容是借广陵昔盛今衰的对比映衬，抒发了作者的怀古之情和人生无常的感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算得上是一篇杰作。《登大雷岸与妹书》也很有文学价值，融情入景，骈散相间，为后世所称道。
鲍照一生沉沦下僚，很不得志，但他的诗文，在生前就颇负盛名，对后来的作家更产生过重大影响。
《木兰诗》又叫《木兰辞》，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这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民歌，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词》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
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黄州黄冈县（今湖北黄冈）有木兰山木兰乡木兰庙，并引杜牧《木兰庙》为证。此外，据地方志所载，在今安徽亳州河南商丘河北完县等地，都曾立庙奉祀木兰，反映出《木兰诗》的深刻影响。
《木兰诗》讲述了一个叫花木兰的女子，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但求回家团聚的故事。诗中热情赞扬了这位奇女子勤劳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英勇战斗的精神，以及端庄从容的风姿。它不仅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普遍的尚武风气，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北方人民憎恶长期割据战乱，渴望过和平安定生活的意愿。
以“木兰是女郎”为核心，《木兰诗》着力写木兰作为女孩儿对父母的牵挂，写她的入闺房巧梳妆，写她打扮得娉娉袅袅光彩照人的风姿神韵。人们向来不稀罕赳赳武夫式的“顾大嫂”之流，中国也不乏娇滴滴的“崔莺莺”这样标准的美人，但既有女儿的娇美又有男子的刚健的女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只有花木兰这一个。
对木兰的讴歌，冲击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偏见。它富有浪漫色彩，风格刚健古朴，保持了民歌特色。诗中以人物问答来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以众多的铺陈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以风趣的比喻来收束全诗，令人回味。这就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全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
《木兰诗》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但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看法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人物形象本身，就是对封建社会中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的无情嘲弄。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无地位的。木兰是一个“当户织”的劳动妇女，代父从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男人能做到的，木兰能做到；男人不能做到的，木兰也能做到。
也有人认为，木兰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热中功名利禄的封建士大夫的有力讽刺。在封建社会中，追求功名利禄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木兰经过十年的紧张战斗之后，凯旋而归，却拒封辞赏，愿意解甲归田，重过劳动人民的耕织生活。
还有人认为，《木兰诗》着意赞颂劳动人民出身的妇女英雄；还有人认为，《木兰诗》旨在反映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总之，这首古代北方民歌杰作的经典意义，就是它对于普通女子所禀赋的智慧和才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
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木兰诗》在中唐就已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在今天，花木兰的故事仍被广为传颂，甚至改编成影片。
《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078年）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宋代郭茂倩将它载入《乐府诗集》，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是谁，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也有人因为写作风格的相似性认为是东汉末的辛延年所作，但都无法考证。
东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安徽境内）发生过一桩婚姻悲剧，刘兰芝嫁到焦家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
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孔雀东南飞》全诗0多句，700多字，它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在民间广为流传。它的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
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写出了焦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另一条线索。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兰芝拒婚，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孔雀东南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典型的意义，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9年）北魏攻下青州，他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永明四年（486年）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世说新语》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的。
当时，刘义庆门下聚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达00余种，编成该书。
虽说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礼崩乐坏，人们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凡事不因循守旧，放荡不羁，使得长期受压抑的人性人情张扬开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舒展的时期。处于这种历史关头的知识分子，或深陷社会政治运动的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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