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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郑孝胥这才知道,离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补看这几天的申报才知道,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避往何地。吴宓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一)北京一乱,必然而盗贼蜂起,土匪到处,清华园孤悬城外,危险程度可以想象;(二)海淀是满旗聚居地,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他们肯定会对清华学生下手。传说前几日禁卫军中已经有人倡议,要杀尽北京城内外的汉人,从没有辫子的学生下手。这个倡议虽说被带兵官阻止,但随着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断传来,难保不会变为现实。(三)政府混乱,经费缺乏,就算没有外忧,清华的食物供应也成问题。
针对这些忧患,有人提出,应该由学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御之法”:要求诸生公约不得离校,每人发枪一枝,练习军事,厚储粮米。一旦事变,全校有五百余男学生,抵御土匪绰绰有余。
这个提议颇有群众叫好,但马上有人泄气:管理人肯发枪给学生?做梦吧!而且学生已经逃掉不少了,每天还在往外逃,如何说服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还有,这几天,城内不断派出侦探进校,调查学生里有没有革命的迹象,清华园的校警都是满人,一旦学生人手一枪,难道不会被指为谋逆?
说来说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隶的同学好办,最惨的是来自湖北、四川的学生,家乡正在扰乱,北京也不太平,简直无处可去。
吴宓的同乡都在商议如何从京师去正定府,再从那儿搭正太铁路往太原,转道回陕。吴宓跟他们不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自然是奔赴天津,从天津搭海船去上海为宜,可是这条线路是逃难热线,无数达官贵人官亲吏眷都挤在这条道上,火车挤得不行,船价涨了数倍,哪里去筹措这笔盘川?
吴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读历史与诸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现在虽然尚未身经大乱,但恐慌的滋味已经体验,中国还不知会乱到何时,乱到何种地步,将来自己也会身受其害吧?
银行关门,引发恶性循环,所有商铺拒收银行钞票,只收现银。接着便是米价飞涨,恽毓鼎称,每石银要卖十二两(郑孝胥记载是二十元,即十六两)。幸好新政办巡警还算得力,不然庚子年的惨象又将重现北京。
吴宓听人说,这次的银行挤兑风潮是政府诸大老挑起的,总理大臣庆王奕劻率先向大清银行提取金币三十万两,转存入外国银行,大小官员纷纷效尤,才导致没有任何真实威胁的情形下,市面大乱。
郑孝胥身边的同乡好友,如林琴南,也都在忙着送眷属去天津租界避祸,郑孝胥的家眷在湖南,倒省了这份心。15日一早就被盛宣怀叫去,要他拟一个电报给湖北,悬赏十万元,希望能收买已反正的四十一标,并要求保全兵工厂与铁厂。盛宣怀还告诉郑孝胥:不管鄂事如何,这次不会再放你回湖南了。从盛府回来,郑孝胥拟了一个条陈,希望朝廷明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俟其抗拒乃击之。权力中枢希望湖北之乱早日平息,不要引致各省的连锁反应。
陆陆续续有人从武汉归来,但传说的消息很不一致。吴宓听到的说法是“革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毫未受及扰害”而恽毓鼎则亲耳听闻,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并请过江到武昌晤商。只有美国领事因为省城教堂、侨民众多,过江去查看“匪党排队鼓乐迎入,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怫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于是认定革党为“草寇”恽毓鼎无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说法,自洪杨之变以来,叛乱者每因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失败,清廷当然希望此次亦能如此。加上10月19日,听说清军前队马继增、王占元部在刘家庙击败革党,黎元洪、汤化龙均已遁逃,恽毓鼎不免推测革党“大约溃散在即矣”
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家眷安危。10月19日,清军小胜,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交片一件,其文曰“交湖南布政使郑孝胥即请训,迅速回任。钦此。此交,八月二十九日。”公文随便写在一张白竹纸上,相当草率,但这毕竟是公文。郑孝胥不敢不从,当日即往琉璃厂花八钱银子买了一挂朝珠,备请训之用。
10月21日,郑孝胥连续拜访朝中显贵,也许是想就鄂事商讨一二对策,并取得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毕竟他马上就要面对湖北乱党。谁知访盛宣怀,不在,拜谒庆王,称病请回,再去找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那桐根本不见。最后终于见到了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谈了良久。
10月23日,郑孝胥请训,召见。这都是过场,这日见到了庆王,也没什么话,只说自己带病坚持办公,最后去辞别盛宣怀。这位不可一世的重臣也“意绪颇仓皇”他告诉郑孝胥,长沙消息很不好,连电报局都已被乱党占据。
10月25日下午四点,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他在旅途上盘算万端,仍然认为中国今日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清廷未到覆灭之时。如今朝廷谕袁世凯总督湖广“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郑孝胥认为到那一步,获渔人之利者将是日本,但日本国力还不足以吞并中国,则中国必将瓜分豆剖,为列强分据,列强再以华人攻华人,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念及此,郑孝胥不禁哀叹:“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他有些后悔接受湖南布政使的任命,弄得现在与所爱者天各一方,音讯断绝,无由拯救。轮船停在烟台,悲痛伤心之下,他笔端变得凄厉:“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举远镜,见玉皇顶峰峦千迭,皆积恨耳。”
29日,船抵上海。上海的消息比北京还是灵通得多,郑孝胥这才知道,离京前的22日,湖南已由谘议局宣布独立,他肯定是去不了长沙了。补看这几天的申报才知道,他从天津出发的26日,资政院正式弹劾盛宣怀,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想起辞行时盛宫保的神色,郑孝胥的心情可想而知。
吴宓有着另外的担忧。清华园如今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离校,吴宓寝室六人中已经走了一个,自修室里无人学习功课,都聚成一堆一堆地讨论何时避逃,避往何地。吴宓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一)北京一乱,必然而盗贼蜂起,土匪到处,清华园孤悬城外,危险程度可以想象;(二)海淀是满旗聚居地,清华园周围住的都是满人,如果全国起了满汉仇杀,他们肯定会对清华学生下手。传说前几日禁卫军中已经有人倡议,要杀尽北京城内外的汉人,从没有辫子的学生下手。这个倡议虽说被带兵官阻止,但随着南方的革命消息不断传来,难保不会变为现实。(三)政府混乱,经费缺乏,就算没有外忧,清华的食物供应也成问题。
针对这些忧患,有人提出,应该由学校管理者主持“公同防御之法”:要求诸生公约不得离校,每人发枪一枝,练习军事,厚储粮米。一旦事变,全校有五百余男学生,抵御土匪绰绰有余。
这个提议颇有群众叫好,但马上有人泄气:管理人肯发枪给学生?做梦吧!而且学生已经逃掉不少了,每天还在往外逃,如何说服他们,及他们的父母?还有,这几天,城内不断派出侦探进校,调查学生里有没有革命的迹象,清华园的校警都是满人,一旦学生人手一枪,难道不会被指为谋逆?
说来说去,只有逃了。家在北京、直隶的同学好办,最惨的是来自湖北、四川的学生,家乡正在扰乱,北京也不太平,简直无处可去。
吴宓的同乡都在商议如何从京师去正定府,再从那儿搭正太铁路往太原,转道回陕。吴宓跟他们不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自然是奔赴天津,从天津搭海船去上海为宜,可是这条线路是逃难热线,无数达官贵人官亲吏眷都挤在这条道上,火车挤得不行,船价涨了数倍,哪里去筹措这笔盘川?
吴宓坐困愁城,想起以前读历史与诸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现在虽然尚未身经大乱,但恐慌的滋味已经体验,中国还不知会乱到何时,乱到何种地步,将来自己也会身受其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