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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罢市、罢课、罢工，是在闰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东会、同志会联合紧急会议上。这次紧急会议召开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转来李稷勋为宜昌分公司总理的电文。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定建筑川汉铁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担负，宜昌以上由四川担负。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许川汉、粤汉铁路向民间资本开放。川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预计需银七千万两。
以四川当时的社会资本状况，要说能仅靠招股集齐三千五百万两的半数资金，难于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办法，与湖南一样，分为购股、商股、租股三种，五两一小股，五十两为一整股。前面两种好理解，无非是各县知县召集地方绅粮，连劝带派，而且宣扬民办铁路是“与洋人争路权”用商业利益与爱国主义两套说辞来吸引股款。“租股”则是按粮册摊认，于每年征粮时将股份摊入田亩征收。各县因此都专设了租股局，按期征收。
这样一来，从地主到佃户，都得为川汉铁路卖力捐资。四川当时人口约五千万，有两千来万人拥有川汉铁路股票，除去少数民族和极贫困人口，可以说，全川稍能温饱者，无不是川汉铁路股东。一旦铁路股份出了问题，跟每一个四川人都切身攸关。
川汉铁路从建筑计划公布之日就争端频现。四川负担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难修的就是三峡一带，而三峡一带大半属于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个县。建筑计划是先修宜昌至夔门段，很多人认为用四川人的股款，却先造福湖北人，想不过，希望先修成渝段。这个提议催生出了一个组织叫川汉铁路改进会，主事者是一帮留日川籍学生。虽然川汉铁路督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保路同志会的骨干。
川汉铁路争端，说来话长。要言之，铁路修建因为工料、款项、人事、投资等诸般原因，迁延日久，其根子，恐怕还是“官督商办”这个体制下，官与商的矛盾难于解决。盛宣怀主打提出的铁路国有政策，实在也是考虑到铁路越拖越久，材料积压情况严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本身已经影响到筑路各省的社会稳定。如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觉难堪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
正是这个理由，让清廷认为收路有益民生“必无阻挠之虞”才草草下了这个决断。
四川人也并不想年年把钱往这个无底洞里扔。不过这路已经修了八年，钱扔得不少，总要对股东有个交代吧？股东会的决议是：要求政府将历年用款和上海倒帐（橡皮风潮中钱庄倒闭造成的损失），一概承认，用六成现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还给股东，尚存的资金七百多万两也由股东会处理。
盛宣怀如何肯认这个账？如果承认这些条款，四国银行的借款连还债都未必够，还谈什么继续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将以前的股票全部换成国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还。
这下把四川股东惹毛了，大家说：既夺路权，又不认倒款，更提现金，形同抢劫。最坏的是，盛宣怀仗着他龟儿是邮传部尚书，不准各地电报局译发关于铁路文电，也就是说，川汉铁路公司总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只能恢复以前的快马急递，这不是束缚人民与团体的通讯自由么？谘议局的议员们拍桌大骂。
三天之内，保路同志大会便轰轰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的大厅内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会人数，足足在5000人以上，人流一直排到岳府街两头和三倒拐口子。
“罗纶，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台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洪亮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让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的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要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的。”（郭沫若反正前后）
这种悲情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声势虽大，但主张“保款”的人还是多于主张“保路”的人，用谘议局副议长肖湘的话说，是“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请愿将近两月之后，政府不仅一点儿没有松口，反而因为李稷勋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邮传部左丞参议的身份被派往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总理。他本来是反对铁路国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顶头上司盛宣怀的压力，还是放弃了本土立场转而为政府利益谋，他在1911年8月上旬表示同意将川路余款转为国有路款。如此一来立遭千夫所指，股东大会有人宣称“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
然而盛宣怀决意强硬到底，联合端方、瑞澂等人联名上奏，派李稷勋继续主持收归国有后的川汉铁路宜昌段建设。消息传来，全川沸腾，罢市罢工，势所必然。
决定罢市、罢课、罢工，是在闰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东会、同志会联合紧急会议上。这次紧急会议召开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转来李稷勋为宜昌分公司总理的电文。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定建筑川汉铁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担负，宜昌以上由四川担负。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许川汉、粤汉铁路向民间资本开放。川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预计需银七千万两。
以四川当时的社会资本状况，要说能仅靠招股集齐三千五百万两的半数资金，难于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办法，与湖南一样，分为购股、商股、租股三种，五两一小股，五十两为一整股。前面两种好理解，无非是各县知县召集地方绅粮，连劝带派，而且宣扬民办铁路是“与洋人争路权”用商业利益与爱国主义两套说辞来吸引股款。“租股”则是按粮册摊认，于每年征粮时将股份摊入田亩征收。各县因此都专设了租股局，按期征收。
这样一来，从地主到佃户，都得为川汉铁路卖力捐资。四川当时人口约五千万，有两千来万人拥有川汉铁路股票，除去少数民族和极贫困人口，可以说，全川稍能温饱者，无不是川汉铁路股东。一旦铁路股份出了问题，跟每一个四川人都切身攸关。
川汉铁路从建筑计划公布之日就争端频现。四川负担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难修的就是三峡一带，而三峡一带大半属于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个县。建筑计划是先修宜昌至夔门段，很多人认为用四川人的股款，却先造福湖北人，想不过，希望先修成渝段。这个提议催生出了一个组织叫川汉铁路改进会，主事者是一帮留日川籍学生。虽然川汉铁路督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保路同志会的骨干。
川汉铁路争端，说来话长。要言之，铁路修建因为工料、款项、人事、投资等诸般原因，迁延日久，其根子，恐怕还是“官督商办”这个体制下，官与商的矛盾难于解决。盛宣怀主打提出的铁路国有政策，实在也是考虑到铁路越拖越久，材料积压情况严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本身已经影响到筑路各省的社会稳定。如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觉难堪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
正是这个理由，让清廷认为收路有益民生“必无阻挠之虞”才草草下了这个决断。
四川人也并不想年年把钱往这个无底洞里扔。不过这路已经修了八年，钱扔得不少，总要对股东有个交代吧？股东会的决议是：要求政府将历年用款和上海倒帐（橡皮风潮中钱庄倒闭造成的损失），一概承认，用六成现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还给股东，尚存的资金七百多万两也由股东会处理。
盛宣怀如何肯认这个账？如果承认这些条款，四国银行的借款连还债都未必够，还谈什么继续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将以前的股票全部换成国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还。
这下把四川股东惹毛了，大家说：既夺路权，又不认倒款，更提现金，形同抢劫。最坏的是，盛宣怀仗着他龟儿是邮传部尚书，不准各地电报局译发关于铁路文电，也就是说，川汉铁路公司总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只能恢复以前的快马急递，这不是束缚人民与团体的通讯自由么？谘议局的议员们拍桌大骂。
三天之内，保路同志大会便轰轰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的大厅内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会人数，足足在5000人以上，人流一直排到岳府街两头和三倒拐口子。
“罗纶，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台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洪亮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让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的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要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的。”（郭沫若反正前后）
这种悲情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声势虽大，但主张“保款”的人还是多于主张“保路”的人，用谘议局副议长肖湘的话说，是“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请愿将近两月之后，政府不仅一点儿没有松口，反而因为李稷勋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邮传部左丞参议的身份被派往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总理。他本来是反对铁路国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顶头上司盛宣怀的压力，还是放弃了本土立场转而为政府利益谋，他在1911年8月上旬表示同意将川路余款转为国有路款。如此一来立遭千夫所指，股东大会有人宣称“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
然而盛宣怀决意强硬到底，联合端方、瑞澂等人联名上奏，派李稷勋继续主持收归国有后的川汉铁路宜昌段建设。消息传来，全川沸腾，罢市罢工，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