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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有关。北大历史系分成历史跟考古两块。历史专业那块，苏亦是半生不熟，或者说似熟非熟。好些历史专业的授课老师都不认识。在考古专业这边，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考古大本营，苏亦可以很自信的说，没有一个先生他不认识。就算没见过，也曾听过他们的故事，再不济也只能在论文上见过他们的名字。因此，在北大考古专业蹭课，总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就算宿先生没对他做强制性要求，苏亦也舍不得缺席考古诸位师长的课程。十年以后，北大从76年开始复课，专业课一直到78年，其实变化不大。旧石器时代考古由吕遵锷先生讲，新石器时代考古则是由李仰松、严文明两位先生轮流讲。两个人同时开设一门课程，在历史专业很常见，比如，中国通史就由多位老师轮流讲，比如宁可、张光达两位先生都在讲。世界通史，也是由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讲。其实不止考古专业诸位师长有口音问题，历史专业这边也有，比如周怡天先生，讲课口音也重，讲述世界史的先生都如此，考古专业的师长有口音问题，也再正常不过。至于商周考古，不用想肯定由邹恒先生讲。商周考古第一人，并不是说说而已。可以说，北大诸位先生之中，俞伟朝跟邹恒两位先生身上的争议就挺多的。高铭先生曾经评论，邹恒自以为是，俞伟朝华而不实，只有严文明做学位扎实、严瑾。然而，这是从学问的角度来说。严文明先生自然是厉害，仅仅是学术成果方面来说，严先生似乎比两位两位先生要扎实，尤其是这位先生还颠覆前辈学术观点而著称。从国内考古学建立起来，走过百年的道路，从最开始梁思永先生他们颠覆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认知上错误之外，这种大的颠覆并不多。基本上，后世的考古学理论都是在前辈建立起来的大框架下修改些边边角角，能够颠覆前辈创立下来体系以及认知，这样的学术功底，想想都阔怕。严文明先生做到了。可想而知，他的学术功底之扎实。在这点上，苏亦认为高铭先生评价并不错，至于他评论俞伟朝先生华而不实，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俞老师就是一个多能手，涉略极广，好像啥都喜欢研究，从早年的秦汉考古，到后面的楚文化再到组建水下考古。尤其是去历博任职以后，社会职务极多。前世，苏亦读研的时候，有师长提到俞先生有人觉得他离开北大可惜了，也有师长觉得俞先生离开北大去历博是明智的选择，更加能发挥他的长处？那么俞先生是研究博物馆学出身的学者吗？并非如此，虽然他早年读的是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然而，以俞先生确实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苏公晚年的大小事情都是俞先生在操心，大到生辰寿宴小到家里保姆，事无巨细，在有些事情方面操心的程度都超过苏公的儿子苏铠之先生了。说了那么多，完全就是想说明俞先生是苏秉琦先生的高足，完全继承苏公的学术衣钵，然而，同样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张忠培先生跟俞伟朝先生两人在对其老师苏秉琦先生某些学术认知是存在争议的。经过十年以后，国内考古系统留下两个著名的老人，那就是夏鼐先生跟苏秉琦先生，他俩都是考古所的老人。这两位为建国后新中国考古学的建设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就是奠基人。这两位老先生之间，有学术争议吗？肯定有。但这不是苏亦现阶段要关注的重点。俞先生其实是个好人，这点，在日后跟余先生相处之后，苏亦更加的坚定。在某些事情上，俞先生是固执的。然而，邹恒先生比俞先生更加固执。或者说是高傲。邹先生的傲是真的傲，这种傲跟金克木先生的傲还不一样，老先生是冷眼看世界的傲，邹先生的傲都体现在表面上了。或许是性格的原因，邹先生身上的争议其实挺多。比如之前曾经提过关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抄袭邹先生的讲义事件，这件事，弄到后面影响就挺大。还有后来关于二里岗诸多问题上的争议，邹先生提出来的郑州商城“郑亳都”说，就充满着争议，可以说争议很大，甚至还跟郭老的某种观点是向左的。似乎邹先生的很喜欢跟郭老杠上，似乎这两位有什么恩怨似的。其实，并非如此。郭老可以说邹先生学术的引领路，邹先生就是因为郭老从读的历史学学的考古。然而，这位先生性格固执，却充满自傲，甚至后来在北大考古专业编写教材的时候，邹先生还曾经类似的话，我的这版就不改了。这版是哪个版本？就是他曾经编写的商周考古教材。然而，考古教材可能不改吗？不断地有新成果出来，七十年代的编写的教材放在后世是肯定不够用的。提到邹先生，苏亦下意识就想起到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听说这位先生挺高傲的。这种傲气，在面对地方系统的考古人员的时候，表示的淋漓尽致。这个方面，商志谭教授就曾经吐槽过，估计五十年代商教授在考古所进修的时候，没少吃过苦头吧。商周考古邹衡、李伯谦轮流讲授、秦汉考古俞伟超讲授、隋唐考古宿白讲授、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讲授、古文字学高明讲授、古代建筑宿白讲授、考古照相赵思训讲授，考古测量张剑奇讲授、考古绘图暂缺。考古专业的学生是需要去这个教室摸人骨的，就跟摸陶片一样。这个地方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版本的恐怖教习室的故事。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恐怖故事传出来，完全就是跟这个时代的电力有限有关。
力有限有关。北大历史系分成历史跟考古两块。历史专业那块，苏亦是半生不熟，或者说似熟非熟。好些历史专业的授课老师都不认识。在考古专业这边，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考古大本营，苏亦可以很自信的说，没有一个先生他不认识。就算没见过，也曾听过他们的故事，再不济也只能在论文上见过他们的名字。因此，在北大考古专业蹭课，总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就算宿先生没对他做强制性要求，苏亦也舍不得缺席考古诸位师长的课程。十年以后，北大从76年开始复课，专业课一直到78年，其实变化不大。旧石器时代考古由吕遵锷先生讲，新石器时代考古则是由李仰松、严文明两位先生轮流讲。两个人同时开设一门课程，在历史专业很常见，比如，中国通史就由多位老师轮流讲，比如宁可、张光达两位先生都在讲。世界通史，也是由周怡天跟朱龙华两位先生讲。其实不止考古专业诸位师长有口音问题，历史专业这边也有，比如周怡天先生，讲课口音也重，讲述世界史的先生都如此，考古专业的师长有口音问题，也再正常不过。至于商周考古，不用想肯定由邹恒先生讲。商周考古第一人，并不是说说而已。可以说，北大诸位先生之中，俞伟朝跟邹恒两位先生身上的争议就挺多的。高铭先生曾经评论，邹恒自以为是，俞伟朝华而不实，只有严文明做学位扎实、严瑾。然而，这是从学问的角度来说。严文明先生自然是厉害，仅仅是学术成果方面来说，严先生似乎比两位两位先生要扎实，尤其是这位先生还颠覆前辈学术观点而著称。从国内考古学建立起来，走过百年的道路，从最开始梁思永先生他们颠覆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认知上错误之外，这种大的颠覆并不多。基本上，后世的考古学理论都是在前辈建立起来的大框架下修改些边边角角，能够颠覆前辈创立下来体系以及认知，这样的学术功底，想想都阔怕。严文明先生做到了。可想而知，他的学术功底之扎实。在这点上，苏亦认为高铭先生评价并不错，至于他评论俞伟朝先生华而不实，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俞老师就是一个多能手，涉略极广，好像啥都喜欢研究，从早年的秦汉考古，到后面的楚文化再到组建水下考古。尤其是去历博任职以后，社会职务极多。前世，苏亦读研的时候，有师长提到俞先生有人觉得他离开北大可惜了，也有师长觉得俞先生离开北大去历博是明智的选择，更加能发挥他的长处？那么俞先生是研究博物馆学出身的学者吗？并非如此，虽然他早年读的是北大博物馆专修科，然而，以俞先生确实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苏公晚年的大小事情都是俞先生在操心，大到生辰寿宴小到家里保姆，事无巨细，在有些事情方面操心的程度都超过苏公的儿子苏铠之先生了。说了那么多，完全就是想说明俞先生是苏秉琦先生的高足，完全继承苏公的学术衣钵，然而，同样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张忠培先生跟俞伟朝先生两人在对其老师苏秉琦先生某些学术认知是存在争议的。经过十年以后，国内考古系统留下两个著名的老人，那就是夏鼐先生跟苏秉琦先生，他俩都是考古所的老人。这两位为建国后新中国考古学的建设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完全就是奠基人。这两位老先生之间，有学术争议吗？肯定有。但这不是苏亦现阶段要关注的重点。俞先生其实是个好人，这点，在日后跟余先生相处之后，苏亦更加的坚定。在某些事情上，俞先生是固执的。然而，邹恒先生比俞先生更加固执。或者说是高傲。邹先生的傲是真的傲，这种傲跟金克木先生的傲还不一样，老先生是冷眼看世界的傲，邹先生的傲都体现在表面上了。或许是性格的原因，邹先生身上的争议其实挺多。比如之前曾经提过关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抄袭邹先生的讲义事件，这件事，弄到后面影响就挺大。还有后来关于二里岗诸多问题上的争议，邹先生提出来的郑州商城“郑亳都”说，就充满着争议，可以说争议很大，甚至还跟郭老的某种观点是向左的。似乎邹先生的很喜欢跟郭老杠上，似乎这两位有什么恩怨似的。其实，并非如此。郭老可以说邹先生学术的引领路，邹先生就是因为郭老从读的历史学学的考古。然而，这位先生性格固执，却充满自傲，甚至后来在北大考古专业编写教材的时候，邹先生还曾经类似的话，我的这版就不改了。这版是哪个版本？就是他曾经编写的商周考古教材。然而，考古教材可能不改吗？不断地有新成果出来，七十年代的编写的教材放在后世是肯定不够用的。提到邹先生，苏亦下意识就想起到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听说这位先生挺高傲的。这种傲气，在面对地方系统的考古人员的时候，表示的淋漓尽致。这个方面，商志谭教授就曾经吐槽过，估计五十年代商教授在考古所进修的时候，没少吃过苦头吧。商周考古邹衡、李伯谦轮流讲授、秦汉考古俞伟超讲授、隋唐考古宿白讲授、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李仰松讲授、古文字学高明讲授、古代建筑宿白讲授、考古照相赵思训讲授，考古测量张剑奇讲授、考古绘图暂缺。考古专业的学生是需要去这个教室摸人骨的，就跟摸陶片一样。这个地方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版本的恐怖教习室的故事。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恐怖故事传出来，完全就是跟这个时代的电力有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