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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先生的话锋转变，让苏亦猝不及防。
原来你是这样的邹先生。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拒绝了。
然而，怎么拒绝却是一个技术活。
苏亦的拒绝方式也很简单。
跟搪塞王永兴先生的道理一样，苏亦说，“要不，我先回去问问宿先生，看他那边有什么安排。”
邹先生点头，“这样也好。”
至此，这事翻篇。
话题再次回归课堂。
邹先生又望向苏亦，“要不，你继续讲一讲？”
苏亦讲啥啊？
不讲。
连忙摇头。
邹先生竟然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连台下的学生也一脸遗憾，就连坐在旁边的王讯都忍不住问，“小师兄，咋不讲？我们还想听呢。”
苏亦瞪他一眼，“安静，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这家伙竟然还贫嘴，“还好不是狗尾续貂蝉！”
“滚！”
这一次，苏亦终于克制不住了。
说实话，邹先生讲课，趣味性还是很足的。
他一开始讲教材。
讲他编著商周考古讲义的经过。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镜子很多。”
邹先生当年在兰大的讲授《考古学通论》和《古文字学》，在西北师院还讲《商周铜器》，56年9月份被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导田野发掘实习。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讲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要问邹先生研究生导师是谁？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还苏秉琦先生还参与主要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在此之前，北大的商周考古课一直叫中国历史考古。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并非如此。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是的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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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先生的话锋转变，让苏亦猝不及防。
原来你是这样的邹先生。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拒绝了。
然而，怎么拒绝却是一个技术活。
苏亦的拒绝方式也很简单。
跟搪塞王永兴先生的道理一样，苏亦说，“要不，我先回去问问宿先生，看他那边有什么安排。”
邹先生点头，“这样也好。”
至此，这事翻篇。
话题再次回归课堂。
邹先生又望向苏亦，“要不，你继续讲一讲？”
苏亦讲啥啊？
不讲。
连忙摇头。
邹先生竟然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连台下的学生也一脸遗憾，就连坐在旁边的王讯都忍不住问，“小师兄，咋不讲？我们还想听呢。”
苏亦瞪他一眼，“安静，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这家伙竟然还贫嘴，“还好不是狗尾续貂蝉！”
“滚！”
这一次，苏亦终于克制不住了。
说实话，邹先生讲课，趣味性还是很足的。
他一开始讲教材。
讲他编著商周考古讲义的经过。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镜子很多。”
邹先生当年在兰大的讲授《考古学通论》和《古文字学》，在西北师院还讲《商周铜器》，56年9月份被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导田野发掘实习。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讲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要问邹先生研究生导师是谁？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还苏秉琦先生还参与主要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在此之前，北大的商周考古课一直叫中国历史考古。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并非如此。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是的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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