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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时代的经历者，对这些东西，始终持有观望状态，慎重一些没有什么不好。
苏亦也意识到自己鲁莽了，再次道歉。
高铭先生却摆了摆手，“我还在故事还在，如果未来大环境明朗的话，你想什么时候写东西都可以，到时候随时找我。现在不方便整理成文字，但说说过去发生的事情，让你们这些小辈知道我们的老前辈都为考古事业做出了那些贡献，我觉得是应该的。所以，想要听故事，没有问题。”
于是，苏亦三人的期待中。
高铭先生的故事又接着讲。
“其实，当年给我们讲课的先生很杂，之前提到的先生只是个别的，还有不少的先生没有提到。不少，先生的特点，也没跟你们说。”
“比如历史专业这边，邓光铭先生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们熟。当时，胡仲达先生上古代世界史，杨人楩跟张芝联两位先生分别讲近代和现代世界史，这两位先生学位很好，都曾经留学海外，见多识广，讲述世界史的时候，旁征博引，分享着他们的求学经历，再加上两位先生口齿清晰，我们都比较喜欢。”
终于有一个苏亦熟悉的世界史大佬了。
张芝联先生啊，历史系现在的副主任，室友刘立言跟王凯旋的导师，法国史大拿，没想到他还曾经给高铭先生他们上过课。
真的是北大名师璀璨的50年代，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满级大佬。
当然，高铭先生也不仅仅讲述世界史的老师，也讲中国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讲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体不好，说话声音很低，这点跟夏先生比较像。但是，邵先生的讲义发的很及时，而且还附有极为丰富的参考资料，比较方便大家自学，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很合适我，因为就是自学出身的。”
“此外，还有余逊先生，一年级上的时候，他讲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因为比较难，不过余先生古文修养特别好，他都是边背诵边讲解，我很喜欢，结果大部分学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级下的时候，他讲中国史秦汉部分，起初，大家都担心会跟历史文选一样效果差，结果，一节课下来，大家都服了，因为余先生对秦汉史非常熟悉。”
说到这里，高铭先生突然停顿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很疲惫，那年暑假他刚满50岁就突然发脑血栓，此后一直卧病不起，再也没能重登讲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学术着作不会那么少。”
谈及余孙先生的时候，不管是高铭先生还是俞伟朝先生都充满遗憾。
也是对已逝先生的一种怀念。
高铭先生回忆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来说。
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们的故事。
“还有张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国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张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个棉大衣，经常话到嘴边说不上来就敲脑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时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个时候讲课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讲，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战国封建那一套来讲，讲稿必须上课之前在教研室讨论，极大限制张先生的学问发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提倡者，他的讲稿都是经过中国史教研室讨论通过的，而不是张先生的学术主张。”
高铭先生说完，俞先生补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讲课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依旧知道我们学习，因为张先生踏实，不花哨。”
高铭先生也说，“张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师长。”
北大中青代的老师，都敬佩张政烺先生。
因为张先生的品格，让人敬佩。
一个上课会敲自己脑袋，用棉大衣擦拭黑板的师长，却学位如此之大，不为世俗名利，只为教书育人，最终却无奈离开北大讲台。
这样的师长，值得北大诸位先生的视之为榜样。
张政烺先生的故事，苏亦也不是第一次听过。
他讲课背对学生，脸朝黑板，自言自语，语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来，就使劲敲脑瓜，脑瓜里装的东西太多，有时不敲不出来。
相比较，在百家讲坛，口若悬河，信马由缰的那些教授学者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大家都知道张政烺先生口才不好。
然而，北大中青代的师长却极为推崇张政烺先生。
不是没有原因的。
感受到苏亦对张政烺先生的故事感兴趣，高铭先生补充一些具体的细节。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两年专业课，一门是中国考古学史，另外一门是史前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史则是张先生跟其他几位先生合开的，张先生主要讲金石学部分，讲得很多。因为讲了很多人名和书名，大家都很陌生，接受起来就更加吃力了。都纷纷要求尽快发讲义，后来讲义也发出来了，宋元明部分先发下来，宋代以前的部分很晚才发下来，清代以后的部分就没有讲义了。也因为这门课程让大家真正见识到张先生的学问有多渊博。”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张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史料，当时已经把原始社会部分疆外了，他就带我们去参加北京历史博物馆，参加原始社会陈列。我记得那天特别冷，大家是坐着学校的卡车去的，而当时历博的展览室则是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东西朝房，完全没有取暖设备，冷得要死。然后张先生穿着棉大衣，一直坚持着给我们做讲解，当时，张先生也都冻坏了。”
苏亦脑海之中，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穿着棉大衣的老先生带着一帮学生在故宫的朝房里面，来回走动，不断地跟同学们讲述着各种展览的知识。
不断地搓着手，不断地哈着冷气。
讲到最后嘴唇都发紫，却还在坚持着讲述。
说不定这个过程之中，还下意识敲着自己的脑袋。
这一幕，如何不让人记忆犹新呢。
难怪，高铭先生跟俞先生对这位先生都推崇至极。
生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时代的经历者，对这些东西，始终持有观望状态，慎重一些没有什么不好。
苏亦也意识到自己鲁莽了，再次道歉。
高铭先生却摆了摆手，“我还在故事还在，如果未来大环境明朗的话，你想什么时候写东西都可以，到时候随时找我。现在不方便整理成文字，但说说过去发生的事情，让你们这些小辈知道我们的老前辈都为考古事业做出了那些贡献，我觉得是应该的。所以，想要听故事，没有问题。”
于是，苏亦三人的期待中。
高铭先生的故事又接着讲。
“其实，当年给我们讲课的先生很杂，之前提到的先生只是个别的，还有不少的先生没有提到。不少，先生的特点，也没跟你们说。”
“比如历史专业这边，邓光铭先生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们熟。当时，胡仲达先生上古代世界史，杨人楩跟张芝联两位先生分别讲近代和现代世界史，这两位先生学位很好，都曾经留学海外，见多识广，讲述世界史的时候，旁征博引，分享着他们的求学经历，再加上两位先生口齿清晰，我们都比较喜欢。”
终于有一个苏亦熟悉的世界史大佬了。
张芝联先生啊，历史系现在的副主任，室友刘立言跟王凯旋的导师，法国史大拿，没想到他还曾经给高铭先生他们上过课。
真的是北大名师璀璨的50年代，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满级大佬。
当然，高铭先生也不仅仅讲述世界史的老师，也讲中国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讲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体不好，说话声音很低，这点跟夏先生比较像。但是，邵先生的讲义发的很及时，而且还附有极为丰富的参考资料，比较方便大家自学，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很合适我，因为就是自学出身的。”
“此外，还有余逊先生，一年级上的时候，他讲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因为比较难，不过余先生古文修养特别好，他都是边背诵边讲解，我很喜欢，结果大部分学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级下的时候，他讲中国史秦汉部分，起初，大家都担心会跟历史文选一样效果差，结果，一节课下来，大家都服了，因为余先生对秦汉史非常熟悉。”
说到这里，高铭先生突然停顿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很疲惫，那年暑假他刚满50岁就突然发脑血栓，此后一直卧病不起，再也没能重登讲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学术着作不会那么少。”
谈及余孙先生的时候，不管是高铭先生还是俞伟朝先生都充满遗憾。
也是对已逝先生的一种怀念。
高铭先生回忆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来说。
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们的故事。
“还有张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国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张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个棉大衣，经常话到嘴边说不上来就敲脑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时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个时候讲课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讲，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战国封建那一套来讲，讲稿必须上课之前在教研室讨论，极大限制张先生的学问发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提倡者，他的讲稿都是经过中国史教研室讨论通过的，而不是张先生的学术主张。”
高铭先生说完，俞先生补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讲课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依旧知道我们学习，因为张先生踏实，不花哨。”
高铭先生也说，“张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师长。”
北大中青代的老师，都敬佩张政烺先生。
因为张先生的品格，让人敬佩。
一个上课会敲自己脑袋，用棉大衣擦拭黑板的师长，却学位如此之大，不为世俗名利，只为教书育人，最终却无奈离开北大讲台。
这样的师长，值得北大诸位先生的视之为榜样。
张政烺先生的故事，苏亦也不是第一次听过。
他讲课背对学生，脸朝黑板，自言自语，语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来，就使劲敲脑瓜，脑瓜里装的东西太多，有时不敲不出来。
相比较，在百家讲坛，口若悬河，信马由缰的那些教授学者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大家都知道张政烺先生口才不好。
然而，北大中青代的师长却极为推崇张政烺先生。
不是没有原因的。
感受到苏亦对张政烺先生的故事感兴趣，高铭先生补充一些具体的细节。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两年专业课，一门是中国考古学史，另外一门是史前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史则是张先生跟其他几位先生合开的，张先生主要讲金石学部分，讲得很多。因为讲了很多人名和书名，大家都很陌生，接受起来就更加吃力了。都纷纷要求尽快发讲义，后来讲义也发出来了，宋元明部分先发下来，宋代以前的部分很晚才发下来，清代以后的部分就没有讲义了。也因为这门课程让大家真正见识到张先生的学问有多渊博。”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张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史料，当时已经把原始社会部分疆外了，他就带我们去参加北京历史博物馆，参加原始社会陈列。我记得那天特别冷，大家是坐着学校的卡车去的，而当时历博的展览室则是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东西朝房，完全没有取暖设备，冷得要死。然后张先生穿着棉大衣，一直坚持着给我们做讲解，当时，张先生也都冻坏了。”
苏亦脑海之中，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穿着棉大衣的老先生带着一帮学生在故宫的朝房里面，来回走动，不断地跟同学们讲述着各种展览的知识。
不断地搓着手，不断地哈着冷气。
讲到最后嘴唇都发紫，却还在坚持着讲述。
说不定这个过程之中，还下意识敲着自己的脑袋。
这一幕，如何不让人记忆犹新呢。
难怪，高铭先生跟俞先生对这位先生都推崇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