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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德没几天，邵统军就接了一个非常机密的行动任务，他与当时蔡锷手下的三个江湖人士离开了北平。几个月后，带回给邵德母亲的只有邵统军的一捧骨灰，与一封交给陆正海的密信。
那封信的内容，陆正海没有给邵德的母亲看，便私自烧毁了。邵德的母亲坚持着活下去唯一的念想，就是肚子里当时已经七个月的邵德。1914年1月，邵德出生的同时，这位早就因为邵统军的死讯，三魂少了七魄的普通妇人，因难产身故。
陆正海与他妻子，在邵德的母亲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收养了邵德为义子。随后在1915年蔡锷调去云南时，陆正海带着才一岁的邵德，举家迁至东北，投奔了张作霖。
因为对邵德的爱，我对于他的过去，包括他童年的一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我身份本就特殊，陆正海离开蔡锷，投奔张作霖的原因，我便故意在邵德那儿打听。邵德的回答是——老一辈的一些秘密，他不好过问。
我真正的目标，始终是陆正海的亲生儿子——不在东北的陆旭。可是陆正海全家，很少提起陆旭，好像这个儿子并不存在一样。有时候我假装随意地问起，陆正海也不过是打个哈哈，对我说道：“我那儿子的行踪你还不如问邵德，他俩是光屁股玩大的，陆旭和邵德比他跟我还亲。他们哥俩才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于是，我又把这同样的问题，在邵德面前随意提起。可是邵德的回答不过是：陆旭跟着陆伯伯一个以前的朋友，混迹在商界。上海南京四处跑动，偶尔写信回来也不过是说现在手里钱多，身边的美女多这类破事。
我自然不好追问，免得起疑，再说与邵德的朝夕相处，早就让我对于自己真实的身份产生了动摇。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脱离特高课，变成一个普通寻常的女人，陪伴着邵德，走到慢慢变老的那一天。
我的这些小心思，终于被特高课的高层洞悉。特高课找了个机会安排陆正海和邵德去了一趟内蒙，那几天便把我调回本部，进行询问。所有的征兆，都指向着我没有朝着计划的任务一步步行进，上头非常气愤，质问我是不是无法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我只能咬着牙说，原因是陆正海老谋深算，抑或是他和邵德确实不知道陆旭在做些什么！上头负责这计划的军官拍了下桌子：“南造云子，你不要以为有土肥将军看重你，就太过放肆，不服从军部的安排。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没有突破，特高课会另外安排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任务……在我走出关东军司令部时，突然觉得这名词那么的陌生，好像这一切，不应该被掺和到我和邵德的夫妻生活中。
我低着头，慢慢地走回家。路上我想了很多，甚至还考虑是不是对土肥长官直接说出我现在的心思。但多年的特务生涯让我明白，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一个特工人员，如果动了感情，那么，她就没有了生存下去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只允许使用理智的职业，一旦有了感性融入进来，那么，诸多的机密，在这个特务的记忆里被存放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于是，当晚我便趁着姜阿姨睡着之后，偷偷潜入到了陆正海的书房，希望有所发现。推开房门的刹那，职业的敏感让我驻足。我蹲了下来，用小手电仔细地照着门口的地面。陆正海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潜入到他在剿匪司令部办公室的特务早就仅馈过来一些细节，陆正海和训练有素的特务一样，有一些在门口以及关键位置布置固定痕迹的习惯。这一点，也是军部对陆正海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但话又说回来，陆正海统领着沈阳城的士兵，自然也是南京政府的眼中钉。所以，他的这些防范，也很有可能是对于南京方面的提防而已。
果然，在我脚边，我发现了薄薄的一层尘土。我小心翼翼地抬起脚，跨过了那一块陆正海布置好的固定痕迹。然后，慢慢地走到了他的书架前，仔细地观察书架上面的书。
我的注意力之所以没有放在书桌，而首先选择书架，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书桌的抽屉是锁放机密文件的位置。所以，就算我打开了书桌的抽屉，相信也找不到机密文件。书架——却是可以理解为若干个存放秘密资料的所在，因为每一本书的每一个夹层里，都能轻松地放入两张薄薄的纸，并且，从外面完全无法看出来。
我凑近了书架，用手电在那一排排书的上方缓缓地照过。积年累月，书上面都或多或少会要积攒下一些尘土。从这些尘土的多少，可以分析出这些书的主人，经常翻阅与拿下的是哪一本。而对于书房的设计，很多中国人都有隔间的安排，隔间的机关，也多数是在书后。
很快，其中一本《资治通鉴》成为我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抽了出来，然后，在书后面的墙壁上，一个红色的按钮出现了。我有点欣喜，可是伸向开关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如果只是陆正海一些个人的秘密，那么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来说，也会适当的允许，毕竟他是我们统治东三省的一颗不错的棋子。我真正害怕看到的是——陆正海身为间谍的证据。这一点一旦被证实，特高课会毫不犹豫地制造一场意外，让包括邵德在内的陆正海全家，从这个世界消失。
邵德没几天，邵统军就接了一个非常机密的行动任务，他与当时蔡锷手下的三个江湖人士离开了北平。几个月后，带回给邵德母亲的只有邵统军的一捧骨灰，与一封交给陆正海的密信。
那封信的内容，陆正海没有给邵德的母亲看，便私自烧毁了。邵德的母亲坚持着活下去唯一的念想，就是肚子里当时已经七个月的邵德。1914年1月，邵德出生的同时，这位早就因为邵统军的死讯，三魂少了七魄的普通妇人，因难产身故。
陆正海与他妻子，在邵德的母亲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收养了邵德为义子。随后在1915年蔡锷调去云南时，陆正海带着才一岁的邵德，举家迁至东北，投奔了张作霖。
因为对邵德的爱，我对于他的过去，包括他童年的一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我身份本就特殊，陆正海离开蔡锷，投奔张作霖的原因，我便故意在邵德那儿打听。邵德的回答是——老一辈的一些秘密，他不好过问。
我真正的目标，始终是陆正海的亲生儿子——不在东北的陆旭。可是陆正海全家，很少提起陆旭，好像这个儿子并不存在一样。有时候我假装随意地问起，陆正海也不过是打个哈哈，对我说道：“我那儿子的行踪你还不如问邵德，他俩是光屁股玩大的，陆旭和邵德比他跟我还亲。他们哥俩才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于是，我又把这同样的问题，在邵德面前随意提起。可是邵德的回答不过是：陆旭跟着陆伯伯一个以前的朋友，混迹在商界。上海南京四处跑动，偶尔写信回来也不过是说现在手里钱多，身边的美女多这类破事。
我自然不好追问，免得起疑，再说与邵德的朝夕相处，早就让我对于自己真实的身份产生了动摇。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脱离特高课，变成一个普通寻常的女人，陪伴着邵德，走到慢慢变老的那一天。
我的这些小心思，终于被特高课的高层洞悉。特高课找了个机会安排陆正海和邵德去了一趟内蒙，那几天便把我调回本部，进行询问。所有的征兆，都指向着我没有朝着计划的任务一步步行进，上头非常气愤，质问我是不是无法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我只能咬着牙说，原因是陆正海老谋深算，抑或是他和邵德确实不知道陆旭在做些什么！上头负责这计划的军官拍了下桌子：“南造云子，你不要以为有土肥将军看重你，就太过放肆，不服从军部的安排。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没有突破，特高课会另外安排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任务……在我走出关东军司令部时，突然觉得这名词那么的陌生，好像这一切，不应该被掺和到我和邵德的夫妻生活中。
我低着头，慢慢地走回家。路上我想了很多，甚至还考虑是不是对土肥长官直接说出我现在的心思。但多年的特务生涯让我明白，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一个特工人员，如果动了感情，那么，她就没有了生存下去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只允许使用理智的职业，一旦有了感性融入进来，那么，诸多的机密，在这个特务的记忆里被存放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于是，当晚我便趁着姜阿姨睡着之后，偷偷潜入到了陆正海的书房，希望有所发现。推开房门的刹那，职业的敏感让我驻足。我蹲了下来，用小手电仔细地照着门口的地面。陆正海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潜入到他在剿匪司令部办公室的特务早就仅馈过来一些细节，陆正海和训练有素的特务一样，有一些在门口以及关键位置布置固定痕迹的习惯。这一点，也是军部对陆正海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但话又说回来，陆正海统领着沈阳城的士兵，自然也是南京政府的眼中钉。所以，他的这些防范，也很有可能是对于南京方面的提防而已。
果然，在我脚边，我发现了薄薄的一层尘土。我小心翼翼地抬起脚，跨过了那一块陆正海布置好的固定痕迹。然后，慢慢地走到了他的书架前，仔细地观察书架上面的书。
我的注意力之所以没有放在书桌，而首先选择书架，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书桌的抽屉是锁放机密文件的位置。所以，就算我打开了书桌的抽屉，相信也找不到机密文件。书架——却是可以理解为若干个存放秘密资料的所在，因为每一本书的每一个夹层里，都能轻松地放入两张薄薄的纸，并且，从外面完全无法看出来。
我凑近了书架，用手电在那一排排书的上方缓缓地照过。积年累月，书上面都或多或少会要积攒下一些尘土。从这些尘土的多少，可以分析出这些书的主人，经常翻阅与拿下的是哪一本。而对于书房的设计，很多中国人都有隔间的安排，隔间的机关，也多数是在书后。
很快，其中一本《资治通鉴》成为我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抽了出来，然后，在书后面的墙壁上，一个红色的按钮出现了。我有点欣喜，可是伸向开关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如果只是陆正海一些个人的秘密，那么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来说，也会适当的允许，毕竟他是我们统治东三省的一颗不错的棋子。我真正害怕看到的是——陆正海身为间谍的证据。这一点一旦被证实，特高课会毫不犹豫地制造一场意外，让包括邵德在内的陆正海全家，从这个世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