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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
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
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
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
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
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
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
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
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
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
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
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
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
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
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
“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
“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
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
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
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
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朝廷在江西加税。
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在分宜却免了税。
梁汝元气不过,要带领萃和堂抗税,但是族人却不敢。
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退出了萃和堂。
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
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这一次他进京师,就是要密谋倒严的。
当然,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
与此同时。
刚过完年的长宁卫,苏泽召集了南平县治下乡村的里长和大户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提前发给参会的人员,主题也很明确——“减租减息,共抗倭寇”。
第299章成立农会
对于南平县这些地主来说,他们接到苏泽的邀请,心情是复杂的。
如果不是苏泽,这会议他们肯定都不会来。
开玩笑,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他们吃什么?
对于地主来说,收入的大头就是两个方面,地租和高利贷利息。
地租是佃农给他们上缴的租赁钱,大部分在田亩产出的两到三成。
这听起来不算多,实际上和官方号称的田赋一样,这其中有很大的出入。
比如地主会要求佃农上缴上等的精粮,精粮的价格往往是次一点粮食数倍,佃户为了凑足精粮还要去卖粮食买精粮。
再比如说佃农除了租种田地,还需要给地主家打工干活,这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除了田租之外,就是高利贷的利息,这更是地主盘剥佃户的手段。
老百姓种田,需要种子,农具,若是风调雨顺还好,靠天吃饭的农业总有各种灾害,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农民可能第二年就没有足够的种子耕种了。
这时候地主就会给佃户放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往往利息极高,还都是利滚利的,通过高利贷盘剥佃户,让原本只是雇佣关系的佃户变成奴役性质的家奴,或者逼迫佃户卖儿卖女还债,到了民国这帮地主都在玩这套把戏,《白毛女》就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邀请这些地主的人是苏泽,因为苏泽这个名字,这些地主不得不来。
南平县近些年唯一的举人,这个唯一的举人却是福建的解元,苏泽是南平县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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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
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
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
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
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
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
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
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
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
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
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
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
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
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
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
“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
“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
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
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
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
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朝廷在江西加税。
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在分宜却免了税。
梁汝元气不过,要带领萃和堂抗税,但是族人却不敢。
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退出了萃和堂。
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
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这一次他进京师,就是要密谋倒严的。
当然,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
与此同时。
刚过完年的长宁卫,苏泽召集了南平县治下乡村的里长和大户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提前发给参会的人员,主题也很明确——“减租减息,共抗倭寇”。
第299章成立农会
对于南平县这些地主来说,他们接到苏泽的邀请,心情是复杂的。
如果不是苏泽,这会议他们肯定都不会来。
开玩笑,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他们吃什么?
对于地主来说,收入的大头就是两个方面,地租和高利贷利息。
地租是佃农给他们上缴的租赁钱,大部分在田亩产出的两到三成。
这听起来不算多,实际上和官方号称的田赋一样,这其中有很大的出入。
比如地主会要求佃农上缴上等的精粮,精粮的价格往往是次一点粮食数倍,佃户为了凑足精粮还要去卖粮食买精粮。
再比如说佃农除了租种田地,还需要给地主家打工干活,这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除了田租之外,就是高利贷的利息,这更是地主盘剥佃户的手段。
老百姓种田,需要种子,农具,若是风调雨顺还好,靠天吃饭的农业总有各种灾害,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农民可能第二年就没有足够的种子耕种了。
这时候地主就会给佃户放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往往利息极高,还都是利滚利的,通过高利贷盘剥佃户,让原本只是雇佣关系的佃户变成奴役性质的家奴,或者逼迫佃户卖儿卖女还债,到了民国这帮地主都在玩这套把戏,《白毛女》就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邀请这些地主的人是苏泽,因为苏泽这个名字,这些地主不得不来。
南平县近些年唯一的举人,这个唯一的举人却是福建的解元,苏泽是南平县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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