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十二章肯吉尔营四十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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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但还照样吃饭），要求惩办肇事者。
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区的路是阴森森伪，人们提心吊胆。两边雪地里埋伏着许多严阵以待的机枪手。（肯吉尔人懂得，这些机枪手都已充分作好射击准备）警卫队驻扎的村镇的屋顶上也布置了机枪手。
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曾经一次造成十六名重伤人员的第三劳改点。虽然这次只打死一个人，但人越来越感到生命没有保障、注定死亡、毫无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鹰犬却丝毫不见收敛。而且。总的说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天黑了，晚饭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单元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对屋里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在劳动，在建设，可得到的报酬是吃枪子儿，这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明天我们不出工啦！”就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传下去了。
给隔壁的第二劳改点隔墙扔过去一张纸条。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经验，过去也多次考虑过这种作法，所以那里也立即宣布了罢工。第二劳改点里关押的是各种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许多人即将满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一致行动。
第二天早晨，关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劳改点的人全没有出工。
罢工，但却不放弃公家发给的一份粗劣的口粮，这种作法越来越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统治者却越来越不理解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批不带武器的看守和警卫士兵涌进罢工的劳改点，涌进工棚，两个人架一名囚犯，连推带拉地把囚犯赶出工棚去。（这种作法岂不是过于人道了吗？！对窃贼们倒可以这样照顾，但对人民敌人总不能这样呀！然而，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没有一个将军或上校敢于命令机枪手向营区扫射了。）主人们的这种“劳动”是白费力气：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厕所去，或者在生活区内闲逛，就是不到派工地点去。
人们这样坚持了两天。
应该惩办那个枪杀福音派教徒的警卫，这难道不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吗？然而在统治者眼里这道理既不简单，也不正确。倒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深夜，一个从卡拉干达来的、带着大批随员的、因而对自身安全确有把握的上校来到各个工棚叫人了。他粗鲁无礼地叫醒所有的人，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耍无赖耍到什么时候？”他谁也不认识，却用手随便指指这个人说：“你，出去！”再指指另一个人说：“你，出去！”“你也出去！”这位勇敢而坚定的长官就是这样把一些碰巧被点中的人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耍无赖”的最合理的答复。一个叫维尔-罗森贝格的拉脱维亚人看到这种毫无理性的迫害，便对上校说：“那么，我也去！”上校却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没懂这是一种抗议形式。本来嘛，在他看来，这里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呢！？
当夜还宣布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结束：从第二天起，对不出工的人将只按受惩戒者的份额发给口粮。第二劳改点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劳改点上午仍然坚持罢工。于是对他们再次采取“推拉战术”并且这次加强了力量：把当时在肯吉尔服役和到肯吉尔来协助工作以及随委员会一起来的军官们全动员来了。大批军官涌入指定的工棚，有的头上还戴着高级军官的无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闪闪发光。他们挤进屋里，在“小车厢”之间弯下腰来，不惜穿着自己那干干净净的裤子直接坐到囚犯们肮脏的、用钢花镇起来的枕头上，一边说：“喂，你往那边挪挪！看不见吗，我是中校！”边说边挤，不住地移动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挤到床间的通道上。这时看守们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点去；而那些坚决不去的人则被送进监狱。（可惜肯吉尔营的两座监狱收容量有限，束缚了指挥部的手脚。那里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军官们总算用这种不顾体面和特权的办法把罢工压下去了。他们被迫作出这种牺牲是因为那正是一个叫人捉摸不定的时期：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犯了错误又很危险！如果过分卖力气而向群众开枪，过后很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但如果不卖力气，不能坚决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而且，内务部军官们这样大规模亲自出马镇压罢工乃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但是他们却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肩章对于维护神圣的秩序确有必要（人员不能裁减！），也证明了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英勇品质。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从前行之有效的其它办法。三四月间把几批囚犯转押到其它特种营去。（结果是使传染病又扩散了！）大约七十人（包括腾诺）被送进了特别严厉的监狱。发送犯人的公函上写的都是固定的“由头”：“对该犯已采取各种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鉴于该犯对他犯有腐蚀作用，不宜在劳改营羁押。”劳改营里公布了被送进特别严厉监狱的囚犯名单“以做效尤”同时，作为劳改营的某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而为了使这个办法能够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义，便给一向缺乏物资的劳改营小卖部运来了各种食品，甚至（啊，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许囚犯预支工资去购买这些食物。（古拉格当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岛上的居民并借债给他们！真是咄咄怪事！）
就这样，第二次在肯吉尔积聚起来的力量终于未趋成熟就被扼杀在襁褓中了。
但是，统治者却做过分了：他们又重新乞灵于手中的主要大棒——刑事犯，利用他们对付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真是的！既然有这些社会亲近分子可用，何必弄脏自己的手和肩章呢？！）
五一节前夕，统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惯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包括许多青少年犯）押进骚乱过的第三劳改点，掺杂到政治犯中间。也就是说，主子们自己放弃了“特种”劳改营的原则，承认不应该把清一色的政治犯押在一起而使他们认识自己，而必须掺沙子。事先主人们幸灾乐祸地警告犯第五十八条的犯人说：“很快就要来一批健康力量，往后你们不能乱说乱动计同时号召那些新窃贼们：“你们要把这里的秩序整顿一下！”
统治者清楚地知道整顿秩序应该从何处着手。那就是让小偷们去偷，去靠别人养活自己，这样来制造一个互相猜疑、人心离散的局面。而当这批窃贼、流氓得知附近还有个妇女劳改点时，更是丑态百出了，他们向主子们苦苦哀求：“好首长！让咱们瞧瞧那些个娘儿们吧！”对此，首长们只是友好地会心微笑，他们也只有对偷儿流氓们才会这样笑。
可是，请看下去吧，看看人类情感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进程有多么不可预料！统治者给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注入了这么大剂量的高效尸毒，指望这样能使劳改点变得驯服些。但事与愿违，其结果却是促成了古拉格群岛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暴乱！
古拉格群岛的各个岛屿不管被多少围墙围起来，不管它们多么分散，但它们还是由许多递解站联系在一起的，各岛仍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体验着共同的感情。因此，关于特种劳改营里发生的“屠宰”眼线、绝食、罢工、骚乱等等，小偷们也不可能毫无了解。据说，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个速解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偷们开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获得小偷的“尊重”呢？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这些面对客观世界一筹莫展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价值，只是自己布口袋里的东西和还没有被人抢走的皮靴和长裤；而在对待这些盗贼的态度上我们活像滑稽剧中的人物：当盗贼们抢劫我们的邻居、抢劫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知识分子时，我们便羞答答地转过脸去，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而当这些劣等人们转身抢劫我们自己时，我们自然也不会期望得到邻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东西统统送给这些败类，只要他们不咬掉我们的脑袋就行。的确，那时候我们的心全然不放在这方面，我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准备应付这些事！我们绝未预料到自己会碰上这种残酷下流的敌人！我们为俄国历史的曲折而痛苦。我们是准备献出生命的，但我们所准备的是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公开地、轰轰烈烈地献出生命，而且这一死还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类才行。也许我们的头脑本应该考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吧。也许从迈进头一个速解站的囚室时起，我们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吧：我们应该准备同这些鼠人们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决斗。是戴蓝滚边帽的先生们把我们扔给这些鼠人咬死的。我们那时就该准备在斗殴中助下挨上几刀，倒毙在阴冷潮湿的角落，躺在马桶溢出的粘液中。如果当时有了这种精神准备，也许我们受的损失会小得多，也许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站得更高，甚至说不定会同这些窃贼们携起手来共同把斯大林的劳改营砸个粉碎吧！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到底为什么开始尊重我们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转押到肯吉尔营的这些流氓小偷原来对于政治苦役犯们的战斗精神已经略有所闻，而且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到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环境并同劳改营长官黏结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阔腰圆、坚定沉着的小伙子们来找他们的头目们谈天了。小伙子们坐下来，同流氓头目们聊聊生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是代表。关于特种劳改营进行的‘屠宰’，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如果没听说过，我们这就可以讲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制造的刀子并不比你们的差。你们是六百人，我们有二千六百人。你们考虑一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全宰了。”
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该走这一步！也就是说，掉转身来与刑事犯们针锋相对，把他们看作主要敌人！
当然，戴蓝箍帽的人们正盼着囚犯们打群架。但是，刑事犯们权衡的结果，认为他们一个人未必对付得了四个胆大无畏的政治犯。没有便宜可占！他们的庇护人毕竟都住在生活区之外，何况，这些庇护人果真靠得住吗？难道小偷们过去尊重过这些看守和军官吗？而年轻的政治犯们提议的联盟倒是一项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颇有意思的冒险，何况还可以打开一条道路——一条通向隔壁妇女劳改区的道路呢。
于是，刑事犯回答说：
“不，我们也聪明起来啦！我们要和你们这些男子汉们一起干！”
这次代表会议并没有载入史册，会议参加者的名字也没有载入记录。真可惜。这些小伙子们实在聪明。
健康力量刚刚来到隔离工棚就庆祝了自己的“乔迁之喜”：他们拆掉床头柜和“小车厢”上的木棍，在水泥地上点起了篝火，让浓烟从窗户冒出去。为了表示反对夜间给工棚上锁，他们用锯未堵塞了锁眼。
头两个星期，小偷们简直像住进疗养院一样：他们来到工地上就去晒太阳，根本不劳动，劳改营当局自然是不会减发他们的口粮的，可是，尽管满心想帮助他们，却也无法给他们发工资，因为没有这笔款项可以开支。虽然如此，小偷们手里还是出现了内部流通券，他们也常去小卖部买东西。主子们高兴了，以为这些健康力量终于开始偷窃了。其实，这是消息不灵的首长自己想错了。这是政治犯自己募集了一些内部流通券资助小偷们的。（看样子这也构成协议的部分内容，否则小偷们会觉得没意思。）这就是他们的内部流通券的来源。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因此生子们连想也没想到！
大概是这种不寻常的新鲜游戏引起了刑事犯的，特别是其中青少年犯的极大兴趣吧，他们突然对从前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讲究起礼貌来了：不经允许从不走进政治犯的屋子；不经让座，绝不径直往床上坐。
十九世纪时，巴黎市曾经把刑事犯编成近卫军（看样子当时巴黎市刑事犯的数目确实惊人），称他们为“好动分子”这个名称取得十分恰当。他们的确好动，一心要冲破因循守旧的日常生活的外壳，绝不甘心被禁闭在这种生活中。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不许偷‘窃。拼命替公家劳动吗？这在他们眼里是不道德的。可是，总得找点营生干呀？！于是这些年轻人便只好这样来消遣了：他们从看守们头上摘去制帽，晚点名时窜到工棚屋顶上去表演骑术，越过高墙从第三劳改点进入第二劳改点，扰乱队伍报数，吹口哨，起哄，夜间恐吓了望塔上的哨兵要术是中间隔着一个由武装人员守卫的总务科大院的话，他们早就跑到更远处的妇女劳改点去了。
有时候惩戒室的军官或者教育员或行动特派员来到刑事犯的工棚，同他们友善地聊聊天，可是年轻的盗窃犯们却常常伤害他们这种高雅感情：趁着聊天的时候偷走他们衣袋里的记事本、钱包、或者就从上层铺上突然把监狱“教父”的帽子转过来，帽檐朝后。这种现象是古拉格群岛上从未见过的！（整个局面也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其实，这些iwt向来就把古拉格的“教父”们看成傻瓜。“教父”们越是顽固地相信思想改造的成就，小偷们就越是看不起他们。当小偷们登上讲台面对扩音器介绍自己决心改造时，谈推着手推车开始新生活的感想时，内心里对“教父”的蔑视达到了极点。不过，从前他们没有必要同“教父”闹翻。而现在，＿同政治犯达成的协议恰好把解放出来的小偷们的活动能量引向了反对劳改营主干的斗争。
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劣、缺乏人类高尚情操的、古拉格群岛的主子，先是无理枪杀囚犯，然后又把流氓这种“燃料”注入了肯吉尔白热化的空气。这样，他们自己就为肯吉尔的爆炸创造了条件。
事件的发展带有不可避免性。政治犯不可能不向窃贼提出或者开战或者联合的建议。窃贼们也不可能拒绝联合。而联合一旦一建立，它就不可能停滞不前，否则便会分裂，会打内战。
必须开始有所行动，不管干什么，总要开个头！开头的如果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他就会被绞死；如果是小偷，他只会被政治指导员找去教训一通。因此，小偷们提议：“我们来打头阵，你们支援！”
这里应该先把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的区划交待一下。整个劳改营分部的隔离区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地段，这个大营区内又用几堵纵向的高墙分割为几个小营区，次序是第一劳改点（关押女囚犯），总务科大院（关于这个大院的工业生产能力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下去是第二劳改点、第三劳改点，然后便是劳改营的监狱，监狱包括新旧两座，里面不仅关押劳改营的犯人，也关押村镇上的自由居民。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夺取总务科大院，因为劳改营的几个粮食仓库都在这里。选定开始行动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这是个休息的“大礼拜”首先，全体好动分子爬上各自工棚的屋顶，再分布到第二与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头上。然后，按照站在高处的头目的口令，大家一齐拿着木棒跳到第二劳改点的院子里，站好队伍，以列队队形沿营区正中的道路前进。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通向总务科大院的铁门。队伍在铁门前停住了。
这些公开行动占去了一些时间。这时看守人员已经发觉，并且组织了力量，接到了指示。瞧，有趣吧！看守们竟然朝着关押第五十八条囚犯的工棚跑去，并且向这些三十五年来一直被看作最坏的家伙并受到压迫和践踏的人们发出了号召：“小伙子们！你们看！流氓小偷们去冲妇女营区啦！他们要去强xx咱们的老婆和女儿！你们快快去救援吧！把他们打回去！”但是，双方已达成协议了，因此他们只管动员，谁也不动。个别不了解情况的人刚要往外跑，便被别人制止了。政治犯们也明白：公猫看到肉饼时也有可能坚守不住协议条款。但是，看守们还是未能从第五十八条囚犯中找到一个帮忙的人。
至于看守们自己要怎样去保卫妇女不受这些宠儿侵犯，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必须首先保卫的是总务科大院的粮食仓库。大铁门被砸开了，大院里一排徒手士兵迎住了进攻者，站在后面指挥的是“小黑痣”别利亚耶夫大尉。他为什么星期日还在营区？也许是太积极，也许就是恰巧他值班。士兵们往外推挤“好动分子”冲散了他们的队形。小偷们没有使用手里的木棒，开始向后面的第三劳改点撤退，往墙头上爬，而他们的后备军这时则从墙上用石头和士坯打退士兵，掩护退却。
不用说，事后没有逮捕任何一个小偷。劳改营当局把这一切只看作好动的年轻人的胡闹，也就让这个星期天平安地过去了。午饭照开。夜幕降临之后，在第二劳改占的会堂附近，就像夏季影院一样，开始放映影片里姆斯基一科尔萨科夫。“
但是，影片里的勇敢的音乐家还没有为抗议对自由的迫害而从音乐学院辞职，劳改营区内的路灯就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好动分子”们用弹弓把路灯一个个全打碎了，营区院内顿时黑下来。许多“好动分子”在第二劳改点的黑院子里窜来窜去，土匪们响亮的口哨声刺破夜空。他们用大原木撞开总务科大院的大门，一拥而入，又用那里的钢轨在墙壁上凿通了一个通往女劳改点的缺口。（有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年轻人也同他们一起干。）
了望塔上打出了战斗用的照明弹。又是那个行动人员刘利亚耶夫大尉经过岗楼带领一排冲锋枪手从外面冲进总务科大院，并且（在古拉格历史上破天荒地！）朝着他们的社会亲近分子们开枪了！当场即有几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冲锋枪手后面是戴红肩章的士兵拿着刺刀在追赶，赶上负伤者便用刺刀猛刺！紧跟在士兵后面的是手持铁棒的看守们，他们根据讨伐工作的分工，沿用在埃克巴斯图兹、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各地采取过的办法，赶上负伤者便用铁棒打死。（那天夜里第二劳改点的医院手术室里灯光明亮，外科医生福斯特在动手术，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囚犯。）
总务科完全被讨伐者占领了，大院内配备了几挺机枪。第二劳改点的人们（“‘好动分子”们演完了序幕，现在政治犯登场了）在总务科大门对面构筑起一条壁垒，把第二。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打开一道豁口，连成一片。看守和内务部的权力在这里已不复存在。
但是，那些已经冲进女囚劳改点并被截断在那里的人们后来怎么样了呢？事态的发展立即转变了刑事犯们过去对娘儿们所持的轻视态度。当总务科大院响起机枪声时，那些逃到妇女们这里来的人已经不再是贪欲的猎取者，而是命运与共的难友了。妇女们把他们全都隐藏起来；先是徒手士兵，接着又是武装士兵进来搜查、抓人。但妇女们不让搜查，同士兵们扭打。士兵们用拳头和枪托殴打妇女，把她们拖往监狱（妇女劳改点内部也颇有预见地设了一处单独的监狱），一发现男囚犯就开枪打死。
指挥部仍然感到讨伐队力量不足，迅速把驻扎在肯吉尔的一营戴黑肩章的建筑工程兵也调到妇女劳改点来了。但是工程兵却拒绝执行这不是士兵应该完成的任务！只好再把他们调回去。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在妇女营区内，讨伐者们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政治借口。他们并不是傻瓜！不知他们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还是真的自己想出来的，反正第二天，星期一，他ffl把几名摄影师和两三个换上囚服的自己人，彪形大汉，带进了妇女营区。这几个冒充的败类一进来便胡乱拉扯女人，摄影师们立即抢镜头拍照。看吧，别利亚耶夫大尉就是为了保护软弱的妇女们不受这些坏蛋的蹂躏才不得不开枪的呀！
星期一早晨，壁垒和总务科大院被砸坏的铁门上空的紧张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大院里还躺着几具没人收拾的尸体，机枪手们伏在机枪后面，枪口对准大门，严阵以待。在两个争得了解放的男营区内，人们忙着拆下床上的木棍做武器，用木板和床垫做盾牌。囚犯们隔着壁垒向刽子手们喊叫，刽子手们也对着喊。局势很不稳定，事态必定要向前发展。壁垒内的囚犯甚至打算首先发起冲锋。几个消瘦得快死的人脱下衬衫，登上壁垒，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根根肋骨，对着机枪手们喊：“喂！冲这儿开枪吧！快冲你老子们开枪！早些打死我吧！”
突然，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朝总务科大院里的军官跑去。军官马上下令把院里的尸体收拾掉，佩红肩章的士兵随即撤出了大院。
大约五分钟，沉默和不信任笼罩在壁垒上空。然后，几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朝总务科大院望了望：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丢掉的、缝着号码布的黑色便帽。
（事后我们得知，是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下令军队清理总务科院内尸体并立即撤离那里的。他刚刚从阿拉木图乘飞机来。尸体拉到草原上安理掉了，以防将来有人提出进行验尸。）
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乌拉！”声。人们涌进总务科大院，接着又涌进妇女营区。墙上的豁口加大了。女营区的监狱也打开了。几个劳改点连成了一片！主营区内部全都自由了，唯有第四劳改点监狱仍然是监狱。
所有了望塔上现在都是四人一组的佩红肩章的士兵在警戒。这些人就只好扮演受辱挨骂的角色了！囚犯们集拢起来面向了望塔大声喊叫（自然。妇女们叫得最凶）：“你们比法西斯还坏！你们是吸血鬼！杀人犯！”
当然、劳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师，而且不止一个。停尸房果已经在为被打死或因伤致死的人们举行追悼仪式了。
这时充满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八千人，他们过去一直是，甚至刚才还是互相隔绝的奴隶，现在却团结起来争得了解放，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仅限于这四面围墙中间的一块长方形地带，而且处在四人一组的红肩章武装士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记得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那一次吧，当时忍饥挨饿躺在反锁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接触到了自由！今天呢，这简直像是革命了！曾经遭到无情压抑的人间友谊，如今一。于进发出来了！我们喜爱这些流氓小偷，他们也喜爱我们！（是啊，何必隐瞒呢，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况且，要知道，他们此时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套规范！）当然，我们也更喜爱这些妇女们，她们又像人类应有的那样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了，她们是与我们共命运的姊妹！
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这里没有别的纸张）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7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捷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
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
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
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
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
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
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
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了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富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不要开枪！”
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一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
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
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
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弹！”于是便会从各个了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新生活。
最初几个小时，首先需要确定这次暴动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暴动本身是否要继续下去。有些人怀着朴素的感情挂出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那么，暴动是否应该跟着这类口夺走呢？
刚刚走出监狱的卡皮通-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由于形势的压力，或者由于他的军人作风，或者是在朋友们的敦促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下，看来马上就站到了为数不多的、但在肯吉尔营里久经磨练的正统派分子一边，采取了他们的观点：“要坚决制止这些胡言乱语（指挂出的口号），要坚决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们这次事件的企图，制止他们的反苏维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绪！”（这里引用的话是根据委员会的另一成员阿-弗-马克耶夫的谈话记录。谈话是小范围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储藏室里进行的。当时，正统派不住点头并对库兹涅佐夫说z“就为了这些口号我们都得加判刑期！”）
当晚的最初几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便开始到各个工棚去声嘶力竭地进行游说。但是，就在这最初时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会上和后来的许多场合，他都遇到了抵制。那些被践踏得再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经无可丢失的人们在倾诉他们的怨恨，尽情抒发极端情绪。但是这位上校却不厌其烦地、不知疲倦地重复自己的观点：
一反对苏维埃就意味着我们的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反对苏维埃的口号，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他们正在找镇压的借口呢！这类口号会给他们提供开枪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斗争中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应该像苏维埃公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同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们对话！”
然后他又大声喊着说：“我们不能容许个别挑拨分子的这类行为！”（不过，当库兹涅佐夫发表这些演说的时候，人们正在“小车厢”里热烈地接吻，没怎么留心听他的话。）
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火车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驰。他决心从车上跳下来，但这时他必须朝着车行方向往下跳，而绝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这是历史的惯性的表现。远非大家都愿意这样，但库兹涅佐夫路线的合理性旋即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营区各处都挂出了大字巨幅标语，从了望塔上和岗楼上都能看清楚：
“苏联宪法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
“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
“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
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
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
“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
总共十二人被选人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贾拉转押到这里来的）；
总务部；
伙食部；
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
军事部；
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
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
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即战地司令部）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
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人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菠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雷区！”的小木牌。
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的。
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
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
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喜欢往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
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
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她）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罗，过着酒足饭饱、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xx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
如果要向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
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
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
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贷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
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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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但还照样吃饭），要求惩办肇事者。
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区的路是阴森森伪，人们提心吊胆。两边雪地里埋伏着许多严阵以待的机枪手。（肯吉尔人懂得，这些机枪手都已充分作好射击准备）警卫队驻扎的村镇的屋顶上也布置了机枪手。
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曾经一次造成十六名重伤人员的第三劳改点。虽然这次只打死一个人，但人越来越感到生命没有保障、注定死亡、毫无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鹰犬却丝毫不见收敛。而且。总的说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天黑了，晚饭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单元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对屋里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在劳动，在建设，可得到的报酬是吃枪子儿，这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明天我们不出工啦！”就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传下去了。
给隔壁的第二劳改点隔墙扔过去一张纸条。在这方面已经有些经验，过去也多次考虑过这种作法，所以那里也立即宣布了罢工。第二劳改点里关押的是各种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许多人即将满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一致行动。
第二天早晨，关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劳改点的人全没有出工。
罢工，但却不放弃公家发给的一份粗劣的口粮，这种作法越来越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统治者却越来越不理解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批不带武器的看守和警卫士兵涌进罢工的劳改点，涌进工棚，两个人架一名囚犯，连推带拉地把囚犯赶出工棚去。（这种作法岂不是过于人道了吗？！对窃贼们倒可以这样照顾，但对人民敌人总不能这样呀！然而，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没有一个将军或上校敢于命令机枪手向营区扫射了。）主人们的这种“劳动”是白费力气：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厕所去，或者在生活区内闲逛，就是不到派工地点去。
人们这样坚持了两天。
应该惩办那个枪杀福音派教徒的警卫，这难道不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吗？然而在统治者眼里这道理既不简单，也不正确。倒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深夜，一个从卡拉干达来的、带着大批随员的、因而对自身安全确有把握的上校来到各个工棚叫人了。他粗鲁无礼地叫醒所有的人，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耍无赖耍到什么时候？”他谁也不认识，却用手随便指指这个人说：“你，出去！”再指指另一个人说：“你，出去！”“你也出去！”这位勇敢而坚定的长官就是这样把一些碰巧被点中的人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耍无赖”的最合理的答复。一个叫维尔-罗森贝格的拉脱维亚人看到这种毫无理性的迫害，便对上校说：“那么，我也去！”上校却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没懂这是一种抗议形式。本来嘛，在他看来，这里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呢！？
当夜还宣布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结束：从第二天起，对不出工的人将只按受惩戒者的份额发给口粮。第二劳改点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劳改点上午仍然坚持罢工。于是对他们再次采取“推拉战术”并且这次加强了力量：把当时在肯吉尔服役和到肯吉尔来协助工作以及随委员会一起来的军官们全动员来了。大批军官涌入指定的工棚，有的头上还戴着高级军官的无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闪闪发光。他们挤进屋里，在“小车厢”之间弯下腰来，不惜穿着自己那干干净净的裤子直接坐到囚犯们肮脏的、用钢花镇起来的枕头上，一边说：“喂，你往那边挪挪！看不见吗，我是中校！”边说边挤，不住地移动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挤到床间的通道上。这时看守们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点去；而那些坚决不去的人则被送进监狱。（可惜肯吉尔营的两座监狱收容量有限，束缚了指挥部的手脚。那里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军官们总算用这种不顾体面和特权的办法把罢工压下去了。他们被迫作出这种牺牲是因为那正是一个叫人捉摸不定的时期：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犯了错误又很危险！如果过分卖力气而向群众开枪，过后很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但如果不卖力气，不能坚决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而且，内务部军官们这样大规模亲自出马镇压罢工乃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但是他们却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肩章对于维护神圣的秩序确有必要（人员不能裁减！），也证明了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英勇品质。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从前行之有效的其它办法。三四月间把几批囚犯转押到其它特种营去。（结果是使传染病又扩散了！）大约七十人（包括腾诺）被送进了特别严厉的监狱。发送犯人的公函上写的都是固定的“由头”：“对该犯已采取各种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鉴于该犯对他犯有腐蚀作用，不宜在劳改营羁押。”劳改营里公布了被送进特别严厉监狱的囚犯名单“以做效尤”同时，作为劳改营的某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而为了使这个办法能够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义，便给一向缺乏物资的劳改营小卖部运来了各种食品，甚至（啊，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许囚犯预支工资去购买这些食物。（古拉格当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岛上的居民并借债给他们！真是咄咄怪事！）
就这样，第二次在肯吉尔积聚起来的力量终于未趋成熟就被扼杀在襁褓中了。
但是，统治者却做过分了：他们又重新乞灵于手中的主要大棒——刑事犯，利用他们对付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真是的！既然有这些社会亲近分子可用，何必弄脏自己的手和肩章呢？！）
五一节前夕，统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惯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包括许多青少年犯）押进骚乱过的第三劳改点，掺杂到政治犯中间。也就是说，主子们自己放弃了“特种”劳改营的原则，承认不应该把清一色的政治犯押在一起而使他们认识自己，而必须掺沙子。事先主人们幸灾乐祸地警告犯第五十八条的犯人说：“很快就要来一批健康力量，往后你们不能乱说乱动计同时号召那些新窃贼们：“你们要把这里的秩序整顿一下！”
统治者清楚地知道整顿秩序应该从何处着手。那就是让小偷们去偷，去靠别人养活自己，这样来制造一个互相猜疑、人心离散的局面。而当这批窃贼、流氓得知附近还有个妇女劳改点时，更是丑态百出了，他们向主子们苦苦哀求：“好首长！让咱们瞧瞧那些个娘儿们吧！”对此，首长们只是友好地会心微笑，他们也只有对偷儿流氓们才会这样笑。
可是，请看下去吧，看看人类情感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进程有多么不可预料！统治者给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注入了这么大剂量的高效尸毒，指望这样能使劳改点变得驯服些。但事与愿违，其结果却是促成了古拉格群岛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暴乱！
古拉格群岛的各个岛屿不管被多少围墙围起来，不管它们多么分散，但它们还是由许多递解站联系在一起的，各岛仍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体验着共同的感情。因此，关于特种劳改营里发生的“屠宰”眼线、绝食、罢工、骚乱等等，小偷们也不可能毫无了解。据说，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个速解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偷们开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获得小偷的“尊重”呢？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这些面对客观世界一筹莫展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价值，只是自己布口袋里的东西和还没有被人抢走的皮靴和长裤；而在对待这些盗贼的态度上我们活像滑稽剧中的人物：当盗贼们抢劫我们的邻居、抢劫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知识分子时，我们便羞答答地转过脸去，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而当这些劣等人们转身抢劫我们自己时，我们自然也不会期望得到邻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东西统统送给这些败类，只要他们不咬掉我们的脑袋就行。的确，那时候我们的心全然不放在这方面，我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准备应付这些事！我们绝未预料到自己会碰上这种残酷下流的敌人！我们为俄国历史的曲折而痛苦。我们是准备献出生命的，但我们所准备的是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公开地、轰轰烈烈地献出生命，而且这一死还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类才行。也许我们的头脑本应该考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吧。也许从迈进头一个速解站的囚室时起，我们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吧：我们应该准备同这些鼠人们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决斗。是戴蓝滚边帽的先生们把我们扔给这些鼠人咬死的。我们那时就该准备在斗殴中助下挨上几刀，倒毙在阴冷潮湿的角落，躺在马桶溢出的粘液中。如果当时有了这种精神准备，也许我们受的损失会小得多，也许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站得更高，甚至说不定会同这些窃贼们携起手来共同把斯大林的劳改营砸个粉碎吧！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到底为什么开始尊重我们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转押到肯吉尔营的这些流氓小偷原来对于政治苦役犯们的战斗精神已经略有所闻，而且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到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环境并同劳改营长官黏结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阔腰圆、坚定沉着的小伙子们来找他们的头目们谈天了。小伙子们坐下来，同流氓头目们聊聊生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是代表。关于特种劳改营进行的‘屠宰’，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如果没听说过，我们这就可以讲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制造的刀子并不比你们的差。你们是六百人，我们有二千六百人。你们考虑一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全宰了。”
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该走这一步！也就是说，掉转身来与刑事犯们针锋相对，把他们看作主要敌人！
当然，戴蓝箍帽的人们正盼着囚犯们打群架。但是，刑事犯们权衡的结果，认为他们一个人未必对付得了四个胆大无畏的政治犯。没有便宜可占！他们的庇护人毕竟都住在生活区之外，何况，这些庇护人果真靠得住吗？难道小偷们过去尊重过这些看守和军官吗？而年轻的政治犯们提议的联盟倒是一项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颇有意思的冒险，何况还可以打开一条道路——一条通向隔壁妇女劳改区的道路呢。
于是，刑事犯回答说：
“不，我们也聪明起来啦！我们要和你们这些男子汉们一起干！”
这次代表会议并没有载入史册，会议参加者的名字也没有载入记录。真可惜。这些小伙子们实在聪明。
健康力量刚刚来到隔离工棚就庆祝了自己的“乔迁之喜”：他们拆掉床头柜和“小车厢”上的木棍，在水泥地上点起了篝火，让浓烟从窗户冒出去。为了表示反对夜间给工棚上锁，他们用锯未堵塞了锁眼。
头两个星期，小偷们简直像住进疗养院一样：他们来到工地上就去晒太阳，根本不劳动，劳改营当局自然是不会减发他们的口粮的，可是，尽管满心想帮助他们，却也无法给他们发工资，因为没有这笔款项可以开支。虽然如此，小偷们手里还是出现了内部流通券，他们也常去小卖部买东西。主子们高兴了，以为这些健康力量终于开始偷窃了。其实，这是消息不灵的首长自己想错了。这是政治犯自己募集了一些内部流通券资助小偷们的。（看样子这也构成协议的部分内容，否则小偷们会觉得没意思。）这就是他们的内部流通券的来源。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因此生子们连想也没想到！
大概是这种不寻常的新鲜游戏引起了刑事犯的，特别是其中青少年犯的极大兴趣吧，他们突然对从前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讲究起礼貌来了：不经允许从不走进政治犯的屋子；不经让座，绝不径直往床上坐。
十九世纪时，巴黎市曾经把刑事犯编成近卫军（看样子当时巴黎市刑事犯的数目确实惊人），称他们为“好动分子”这个名称取得十分恰当。他们的确好动，一心要冲破因循守旧的日常生活的外壳，绝不甘心被禁闭在这种生活中。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不许偷‘窃。拼命替公家劳动吗？这在他们眼里是不道德的。可是，总得找点营生干呀？！于是这些年轻人便只好这样来消遣了：他们从看守们头上摘去制帽，晚点名时窜到工棚屋顶上去表演骑术，越过高墙从第三劳改点进入第二劳改点，扰乱队伍报数，吹口哨，起哄，夜间恐吓了望塔上的哨兵要术是中间隔着一个由武装人员守卫的总务科大院的话，他们早就跑到更远处的妇女劳改点去了。
有时候惩戒室的军官或者教育员或行动特派员来到刑事犯的工棚，同他们友善地聊聊天，可是年轻的盗窃犯们却常常伤害他们这种高雅感情：趁着聊天的时候偷走他们衣袋里的记事本、钱包、或者就从上层铺上突然把监狱“教父”的帽子转过来，帽檐朝后。这种现象是古拉格群岛上从未见过的！（整个局面也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其实，这些iwt向来就把古拉格的“教父”们看成傻瓜。“教父”们越是顽固地相信思想改造的成就，小偷们就越是看不起他们。当小偷们登上讲台面对扩音器介绍自己决心改造时，谈推着手推车开始新生活的感想时，内心里对“教父”的蔑视达到了极点。不过，从前他们没有必要同“教父”闹翻。而现在，＿同政治犯达成的协议恰好把解放出来的小偷们的活动能量引向了反对劳改营主干的斗争。
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劣、缺乏人类高尚情操的、古拉格群岛的主子，先是无理枪杀囚犯，然后又把流氓这种“燃料”注入了肯吉尔白热化的空气。这样，他们自己就为肯吉尔的爆炸创造了条件。
事件的发展带有不可避免性。政治犯不可能不向窃贼提出或者开战或者联合的建议。窃贼们也不可能拒绝联合。而联合一旦一建立，它就不可能停滞不前，否则便会分裂，会打内战。
必须开始有所行动，不管干什么，总要开个头！开头的如果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他就会被绞死；如果是小偷，他只会被政治指导员找去教训一通。因此，小偷们提议：“我们来打头阵，你们支援！”
这里应该先把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的区划交待一下。整个劳改营分部的隔离区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地段，这个大营区内又用几堵纵向的高墙分割为几个小营区，次序是第一劳改点（关押女囚犯），总务科大院（关于这个大院的工业生产能力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下去是第二劳改点、第三劳改点，然后便是劳改营的监狱，监狱包括新旧两座，里面不仅关押劳改营的犯人，也关押村镇上的自由居民。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夺取总务科大院，因为劳改营的几个粮食仓库都在这里。选定开始行动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这是个休息的“大礼拜”首先，全体好动分子爬上各自工棚的屋顶，再分布到第二与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头上。然后，按照站在高处的头目的口令，大家一齐拿着木棒跳到第二劳改点的院子里，站好队伍，以列队队形沿营区正中的道路前进。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通向总务科大院的铁门。队伍在铁门前停住了。
这些公开行动占去了一些时间。这时看守人员已经发觉，并且组织了力量，接到了指示。瞧，有趣吧！看守们竟然朝着关押第五十八条囚犯的工棚跑去，并且向这些三十五年来一直被看作最坏的家伙并受到压迫和践踏的人们发出了号召：“小伙子们！你们看！流氓小偷们去冲妇女营区啦！他们要去强xx咱们的老婆和女儿！你们快快去救援吧！把他们打回去！”但是，双方已达成协议了，因此他们只管动员，谁也不动。个别不了解情况的人刚要往外跑，便被别人制止了。政治犯们也明白：公猫看到肉饼时也有可能坚守不住协议条款。但是，看守们还是未能从第五十八条囚犯中找到一个帮忙的人。
至于看守们自己要怎样去保卫妇女不受这些宠儿侵犯，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必须首先保卫的是总务科大院的粮食仓库。大铁门被砸开了，大院里一排徒手士兵迎住了进攻者，站在后面指挥的是“小黑痣”别利亚耶夫大尉。他为什么星期日还在营区？也许是太积极，也许就是恰巧他值班。士兵们往外推挤“好动分子”冲散了他们的队形。小偷们没有使用手里的木棒，开始向后面的第三劳改点撤退，往墙头上爬，而他们的后备军这时则从墙上用石头和士坯打退士兵，掩护退却。
不用说，事后没有逮捕任何一个小偷。劳改营当局把这一切只看作好动的年轻人的胡闹，也就让这个星期天平安地过去了。午饭照开。夜幕降临之后，在第二劳改占的会堂附近，就像夏季影院一样，开始放映影片里姆斯基一科尔萨科夫。“
但是，影片里的勇敢的音乐家还没有为抗议对自由的迫害而从音乐学院辞职，劳改营区内的路灯就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好动分子”们用弹弓把路灯一个个全打碎了，营区院内顿时黑下来。许多“好动分子”在第二劳改点的黑院子里窜来窜去，土匪们响亮的口哨声刺破夜空。他们用大原木撞开总务科大院的大门，一拥而入，又用那里的钢轨在墙壁上凿通了一个通往女劳改点的缺口。（有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年轻人也同他们一起干。）
了望塔上打出了战斗用的照明弹。又是那个行动人员刘利亚耶夫大尉经过岗楼带领一排冲锋枪手从外面冲进总务科大院，并且（在古拉格历史上破天荒地！）朝着他们的社会亲近分子们开枪了！当场即有几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冲锋枪手后面是戴红肩章的士兵拿着刺刀在追赶，赶上负伤者便用刺刀猛刺！紧跟在士兵后面的是手持铁棒的看守们，他们根据讨伐工作的分工，沿用在埃克巴斯图兹、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各地采取过的办法，赶上负伤者便用铁棒打死。（那天夜里第二劳改点的医院手术室里灯光明亮，外科医生福斯特在动手术，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囚犯。）
总务科完全被讨伐者占领了，大院内配备了几挺机枪。第二劳改点的人们（“‘好动分子”们演完了序幕，现在政治犯登场了）在总务科大门对面构筑起一条壁垒，把第二。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打开一道豁口，连成一片。看守和内务部的权力在这里已不复存在。
但是，那些已经冲进女囚劳改点并被截断在那里的人们后来怎么样了呢？事态的发展立即转变了刑事犯们过去对娘儿们所持的轻视态度。当总务科大院响起机枪声时，那些逃到妇女们这里来的人已经不再是贪欲的猎取者，而是命运与共的难友了。妇女们把他们全都隐藏起来；先是徒手士兵，接着又是武装士兵进来搜查、抓人。但妇女们不让搜查，同士兵们扭打。士兵们用拳头和枪托殴打妇女，把她们拖往监狱（妇女劳改点内部也颇有预见地设了一处单独的监狱），一发现男囚犯就开枪打死。
指挥部仍然感到讨伐队力量不足，迅速把驻扎在肯吉尔的一营戴黑肩章的建筑工程兵也调到妇女劳改点来了。但是工程兵却拒绝执行这不是士兵应该完成的任务！只好再把他们调回去。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在妇女营区内，讨伐者们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政治借口。他们并不是傻瓜！不知他们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还是真的自己想出来的，反正第二天，星期一，他ffl把几名摄影师和两三个换上囚服的自己人，彪形大汉，带进了妇女营区。这几个冒充的败类一进来便胡乱拉扯女人，摄影师们立即抢镜头拍照。看吧，别利亚耶夫大尉就是为了保护软弱的妇女们不受这些坏蛋的蹂躏才不得不开枪的呀！
星期一早晨，壁垒和总务科大院被砸坏的铁门上空的紧张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大院里还躺着几具没人收拾的尸体，机枪手们伏在机枪后面，枪口对准大门，严阵以待。在两个争得了解放的男营区内，人们忙着拆下床上的木棍做武器，用木板和床垫做盾牌。囚犯们隔着壁垒向刽子手们喊叫，刽子手们也对着喊。局势很不稳定，事态必定要向前发展。壁垒内的囚犯甚至打算首先发起冲锋。几个消瘦得快死的人脱下衬衫，登上壁垒，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根根肋骨，对着机枪手们喊：“喂！冲这儿开枪吧！快冲你老子们开枪！早些打死我吧！”
突然，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朝总务科大院里的军官跑去。军官马上下令把院里的尸体收拾掉，佩红肩章的士兵随即撤出了大院。
大约五分钟，沉默和不信任笼罩在壁垒上空。然后，几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朝总务科大院望了望：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丢掉的、缝着号码布的黑色便帽。
（事后我们得知，是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下令军队清理总务科院内尸体并立即撤离那里的。他刚刚从阿拉木图乘飞机来。尸体拉到草原上安理掉了，以防将来有人提出进行验尸。）
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乌拉！”声。人们涌进总务科大院，接着又涌进妇女营区。墙上的豁口加大了。女营区的监狱也打开了。几个劳改点连成了一片！主营区内部全都自由了，唯有第四劳改点监狱仍然是监狱。
所有了望塔上现在都是四人一组的佩红肩章的士兵在警戒。这些人就只好扮演受辱挨骂的角色了！囚犯们集拢起来面向了望塔大声喊叫（自然。妇女们叫得最凶）：“你们比法西斯还坏！你们是吸血鬼！杀人犯！”
当然、劳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师，而且不止一个。停尸房果已经在为被打死或因伤致死的人们举行追悼仪式了。
这时充满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八千人，他们过去一直是，甚至刚才还是互相隔绝的奴隶，现在却团结起来争得了解放，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仅限于这四面围墙中间的一块长方形地带，而且处在四人一组的红肩章武装士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记得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那一次吧，当时忍饥挨饿躺在反锁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接触到了自由！今天呢，这简直像是革命了！曾经遭到无情压抑的人间友谊，如今一。于进发出来了！我们喜爱这些流氓小偷，他们也喜爱我们！（是啊，何必隐瞒呢，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况且，要知道，他们此时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套规范！）当然，我们也更喜爱这些妇女们，她们又像人类应有的那样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了，她们是与我们共命运的姊妹！
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这里没有别的纸张）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7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捷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
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
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
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
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
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
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
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了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富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不要开枪！”
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一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
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
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
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弹！”于是便会从各个了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新生活。
最初几个小时，首先需要确定这次暴动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暴动本身是否要继续下去。有些人怀着朴素的感情挂出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那么，暴动是否应该跟着这类口夺走呢？
刚刚走出监狱的卡皮通-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由于形势的压力，或者由于他的军人作风，或者是在朋友们的敦促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下，看来马上就站到了为数不多的、但在肯吉尔营里久经磨练的正统派分子一边，采取了他们的观点：“要坚决制止这些胡言乱语（指挂出的口号），要坚决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们这次事件的企图，制止他们的反苏维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绪！”（这里引用的话是根据委员会的另一成员阿-弗-马克耶夫的谈话记录。谈话是小范围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储藏室里进行的。当时，正统派不住点头并对库兹涅佐夫说z“就为了这些口号我们都得加判刑期！”）
当晚的最初几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便开始到各个工棚去声嘶力竭地进行游说。但是，就在这最初时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会上和后来的许多场合，他都遇到了抵制。那些被践踏得再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经无可丢失的人们在倾诉他们的怨恨，尽情抒发极端情绪。但是这位上校却不厌其烦地、不知疲倦地重复自己的观点：
一反对苏维埃就意味着我们的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反对苏维埃的口号，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他们正在找镇压的借口呢！这类口号会给他们提供开枪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斗争中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应该像苏维埃公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同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们对话！”
然后他又大声喊着说：“我们不能容许个别挑拨分子的这类行为！”（不过，当库兹涅佐夫发表这些演说的时候，人们正在“小车厢”里热烈地接吻，没怎么留心听他的话。）
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火车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驰。他决心从车上跳下来，但这时他必须朝着车行方向往下跳，而绝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这是历史的惯性的表现。远非大家都愿意这样，但库兹涅佐夫路线的合理性旋即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营区各处都挂出了大字巨幅标语，从了望塔上和岗楼上都能看清楚：
“苏联宪法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
“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
“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
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
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
“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
总共十二人被选人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贾拉转押到这里来的）；
总务部；
伙食部；
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
军事部；
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
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
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即战地司令部）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
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人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菠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雷区！”的小木牌。
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的。
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
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
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喜欢往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
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
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她）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罗，过着酒足饭饱、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xx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
如果要向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
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
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
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贷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
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了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补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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