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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费淳也补充道:“这漕务更革,最大的难处尚不在于兴利除弊,漕运旧制,大多已经施行数十上百年之久,这清赍银之制,我看也行了百年了,乃是祖制。也正因为它是祖制,我听闻朝廷之中,便有许多大臣不愿去改这祖宗之法。但这漕务之事,若是处处奉祖宗之法为圭臬,不顾沿漕百年来新见的弊端,却又如何能办?若是这一改制,能使漕务上这些百年不易的旧法有所更革,或许日后再查办起来,就要容易多了。”听到这里,阮元也渐渐清楚,正是因为漕运上的这些具体制度大多都是长年祖制,只靠一两个地方大员上言,只怕收效甚微,但如果江浙四名督抚一起上疏要求改制,或许朝廷眼看支持改制的一方人多势众,就不会再囿于旧制。想要改变制度,先要改变人心,所以江苏三名督抚才会联名请自己北上苏州。
“可是……”然而阮元想着岳起的话语,却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对劲之处,表面上看,这样的折粮之法减少了许多漕粮入官,既然如此,旗丁水手却要如何接济。想到这里,阮元也开始思索起来,喃喃道:“按市价,一石米少说要有二两银子,就算一石都以二两清赍银为计,二斗六升米的话……直价五钱二分!即便以六折论,也有三钱!岳中丞,若以此计算,那交粮的百姓,实际要交的清赍银,是原本的两倍以上!岳中丞,这样即便旗丁水手收入得以充实,难道百姓不会承担更多的漕赋吗?这样的办法,朝廷怎么可能同意呢?”
这句话一问出来,三名督抚都不禁沉默了片刻。
过了良久,铁保念着阮元毕竟是自己弟子,说起话比较方便,便对阮元劝道:“伯元,你若是知晓漕务之制,当知这清赍银是圣祖朝所定,彼时在籍人口不过数千万,圣祖爷又有宽仁爱民之心,终其一朝,劝奖耕垦,故而当时米价并不算高。可这百年以来,国朝人口增长了五六倍,若是还要依靠圣祖爷时候的定制来征收漕赋,那自然是入不敷出啊?所以眼下对旧有之制稍加修改,也是迫不得已之事啊?”
“老师,您说起圣祖朝事,可学生也清楚,圣祖朝定下了‘永不加赋’的定制,地丁田赋不得增收,漕赋与田赋本就出于同源,自然也是不可加赋之列。且不论学生想法如何,学生在京城做户部侍郎时,就曾有蒋兆奎大人提议添加漕粮,可很快蒋大人的提议,就被定作加赋之策,被皇上否决了。我等今日若是这般上疏朝廷,那不是等于把蒋大人犯过的错误,又犯了一遍吗?”铁保的理由并不能说服阮元。
“阮中丞,若是但凡改制,便要视为加赋,那世宗皇帝又如何去行那‘耗羡归公’之制呢?”费淳道:“其实加赋与否,并不仅在于表面数字,旗丁水手平日就多有滥行征收漕米之事,朝廷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管,可每次念及他们本身所得微薄,若是严行约束,只怕旗丁水手衣食无着,竟而生变,也只能置之不理了。可若是他们漕运所得,足以养家糊口呢?到时候大半旗丁,便不必滥征加耗,即便还有贪得无厌之辈,朝廷想要严办他们,却也有了理由,百姓也可少受滥征加耗之苦。这一加一减之间,或许百姓的负担,反而没有先前那么重了呢?世宗皇帝改耗羡为养廉,表面上多了火耗之赋,实际上却除了滥征火耗之弊,就是这个道理啊?”
说到雍正的养廉银之制,阮元自也不好反驳,毕竟若是没有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自己助海防、救溺女、兴诂经精舍之事,只怕都无力操办。可想着朝廷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阮元依然不能放心,又道:“费总制所言,其实也有道理。可眼下漕务之弊,并非仅在旗丁水手滥征加耗。旗丁水手每年入不敷出,其原因在哪里?这沿漕上下,多有官吏滥行陋规之事,正是这重重陋规,让漕帮不得不把大笔开支花在衣食之外。若是能将陋规裁去,不是更容易获得治本之效吗?”
听了阮元之言,费淳倒是并未动怒,只是长叹了一声,对阮元摇头道:“阮中丞,你真的以为陋规之事,是我们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想改的吗?可眼下这沿漕情境,陋规之事,不是我们不想改,是根本不能改啊?”
见阮元略有不解,铁保也跟着解释道:“伯元,其实官吏滥收陋规之事,老师也有耳闻,而且老师也知道,就在去年,岳中丞曾把整治漕务之事,重点放在了陋规上,将数十名兼理漕运的佐杂书吏,都以滥收陋规之名加以黜退,可后来呢?新来的一帮书佐吏员,所行之事,与之前之人毫无二致!甚至有些吏员因办事生疏,还出了新的亏空。你说眼看这些事,岳中... -->>
“是啊。”费淳也补充道:“这漕务更革,最大的难处尚不在于兴利除弊,漕运旧制,大多已经施行数十上百年之久,这清赍银之制,我看也行了百年了,乃是祖制。也正因为它是祖制,我听闻朝廷之中,便有许多大臣不愿去改这祖宗之法。但这漕务之事,若是处处奉祖宗之法为圭臬,不顾沿漕百年来新见的弊端,却又如何能办?若是这一改制,能使漕务上这些百年不易的旧法有所更革,或许日后再查办起来,就要容易多了。”听到这里,阮元也渐渐清楚,正是因为漕运上的这些具体制度大多都是长年祖制,只靠一两个地方大员上言,只怕收效甚微,但如果江浙四名督抚一起上疏要求改制,或许朝廷眼看支持改制的一方人多势众,就不会再囿于旧制。想要改变制度,先要改变人心,所以江苏三名督抚才会联名请自己北上苏州。
“可是……”然而阮元想着岳起的话语,却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对劲之处,表面上看,这样的折粮之法减少了许多漕粮入官,既然如此,旗丁水手却要如何接济。想到这里,阮元也开始思索起来,喃喃道:“按市价,一石米少说要有二两银子,就算一石都以二两清赍银为计,二斗六升米的话……直价五钱二分!即便以六折论,也有三钱!岳中丞,若以此计算,那交粮的百姓,实际要交的清赍银,是原本的两倍以上!岳中丞,这样即便旗丁水手收入得以充实,难道百姓不会承担更多的漕赋吗?这样的办法,朝廷怎么可能同意呢?”
这句话一问出来,三名督抚都不禁沉默了片刻。
过了良久,铁保念着阮元毕竟是自己弟子,说起话比较方便,便对阮元劝道:“伯元,你若是知晓漕务之制,当知这清赍银是圣祖朝所定,彼时在籍人口不过数千万,圣祖爷又有宽仁爱民之心,终其一朝,劝奖耕垦,故而当时米价并不算高。可这百年以来,国朝人口增长了五六倍,若是还要依靠圣祖爷时候的定制来征收漕赋,那自然是入不敷出啊?所以眼下对旧有之制稍加修改,也是迫不得已之事啊?”
“老师,您说起圣祖朝事,可学生也清楚,圣祖朝定下了‘永不加赋’的定制,地丁田赋不得增收,漕赋与田赋本就出于同源,自然也是不可加赋之列。且不论学生想法如何,学生在京城做户部侍郎时,就曾有蒋兆奎大人提议添加漕粮,可很快蒋大人的提议,就被定作加赋之策,被皇上否决了。我等今日若是这般上疏朝廷,那不是等于把蒋大人犯过的错误,又犯了一遍吗?”铁保的理由并不能说服阮元。
“阮中丞,若是但凡改制,便要视为加赋,那世宗皇帝又如何去行那‘耗羡归公’之制呢?”费淳道:“其实加赋与否,并不仅在于表面数字,旗丁水手平日就多有滥行征收漕米之事,朝廷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想管,可每次念及他们本身所得微薄,若是严行约束,只怕旗丁水手衣食无着,竟而生变,也只能置之不理了。可若是他们漕运所得,足以养家糊口呢?到时候大半旗丁,便不必滥征加耗,即便还有贪得无厌之辈,朝廷想要严办他们,却也有了理由,百姓也可少受滥征加耗之苦。这一加一减之间,或许百姓的负担,反而没有先前那么重了呢?世宗皇帝改耗羡为养廉,表面上多了火耗之赋,实际上却除了滥征火耗之弊,就是这个道理啊?”
说到雍正的养廉银之制,阮元自也不好反驳,毕竟若是没有每年一万两的养廉银,自己助海防、救溺女、兴诂经精舍之事,只怕都无力操办。可想着朝廷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阮元依然不能放心,又道:“费总制所言,其实也有道理。可眼下漕务之弊,并非仅在旗丁水手滥征加耗。旗丁水手每年入不敷出,其原因在哪里?这沿漕上下,多有官吏滥行陋规之事,正是这重重陋规,让漕帮不得不把大笔开支花在衣食之外。若是能将陋规裁去,不是更容易获得治本之效吗?”
听了阮元之言,费淳倒是并未动怒,只是长叹了一声,对阮元摇头道:“阮中丞,你真的以为陋规之事,是我们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想改的吗?可眼下这沿漕情境,陋规之事,不是我们不想改,是根本不能改啊?”
见阮元略有不解,铁保也跟着解释道:“伯元,其实官吏滥收陋规之事,老师也有耳闻,而且老师也知道,就在去年,岳中丞曾把整治漕务之事,重点放在了陋规上,将数十名兼理漕运的佐杂书吏,都以滥收陋规之名加以黜退,可后来呢?新来的一帮书佐吏员,所行之事,与之前之人毫无二致!甚至有些吏员因办事生疏,还出了新的亏空。你说眼看这些事,岳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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