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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演戏的人要当好官不容易。”
袁晋鹏问：“柳部长也喜欢读林语堂？”
柳申叹息一声：“唉！还是你们幸福，这么早读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大家作品。我们年轻时基本上接触不到，无非读一读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
周自远说：“读大学时，文学史说周氏兄弟是现代散文的两大巅峰。我觉得这个结论有失偏颇。”
柳申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见仁见智的事情争起来永远没有结果。这些年我闲来无事，读书看报多了。说来奇怪，年轻时喜欢读散文、小说。后来读传记、报告文学。现在老了，喜欢哲学。包括佛教的轮回转世、邵伟华的周易预测什么的。”
袁晋鹏说：“哲学、玄学是对生命的思考、对未知领域的探讨。懂哲学的人大多心态平和，处世从容。柳部长已经修炼到这个境界了。”
柳申微微一笑，摆手反对；“我哪里有这等境界。事实上，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时，谁也无法从容。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不是从容，是无奈。前几年自杀的周永臣不是无法忍受无辜的伤害，而是无法忍受伤害后的漠视。”
“周永臣？你是说去年《信息日报》上那篇《迟到的判决》中的周永臣？”周自远想了想，问。
柳申点头：“是啊，不过，记得周永臣的人未必很多。你天天和新闻报道打交道，应该有印象。”
周永臣是一位死不瞑目的老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永臣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到兰州石油企业工作。不久，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所谓偷听敌台罪被捕，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九六七年刑满出狱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原籍继续接受监管。周永臣无处安身，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找不到工作，孤身一人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窝棚里，以拣破烂为生，一拣就是二十七年。十年浩劫结束后，他一直盼望着能够象其它无辜的受害者一样获得平反。北京画家藏伯良确信舅父周永臣无罪，不断给甘肃省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写信申诉，但石沉大海。直到一九九五年，藏伯良向甘肃省主要领导出一封求助信，此事才获得解决。一九九六年一月，兰州炼油化工总厂派人给周永臣送来了17年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他无罪的判决书复印件及该厂的善后处理意见。周永臣呜咽道：一九七九年，我还不到四十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二十年，可现在……。几天后，周永臣怀揣无罪判决书悬梁自尽。藏伯良悲愤地问，为什么再审判决书在长达17年中没有送达？工厂和法院解释说，他们一直不知道周永臣的确切地址，也从未收到藏伯良的信。
袁晋鹏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你们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柳申说：“这很正常。对周永臣来说，这是他一生的悲剧。但对多数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周永良九六年自杀，九九年见报，你去年在乡镇工作，哪里会注意这个可怜的老人。”
袁晋鹏默然不语，他第一次听说周永臣的故事，情绪陷入莫名的惆怅中。
柳申接着说：“有一句话说，乱世人命贱如狗。有几个人能够改变一个时代呢？那些年，**、彭德怀、贺龙这些大人物都轰然倒下，况乎一介平民？八五年，地委说我是三种人，不同意我进县委常委。我当时也想不通啊，那时我只是一个学生，听党指挥，参加批斗会，血气方刚打老师一耳光，就变成三种人了？后来，我慢慢想通了，认了！对于一个大时代来说，个人多么渺小啊。无官一身轻，尤其退居二线以后，我冷眼旁观，读书看报，过得比任何时候都充实。我不敢说已经参透生死，但至少不会心浮气躁了。”
不知不觉，时针指向十二点，袁晋鹏、周自远起身告辞，柳申挽留道：“难得请你两个秀才吃饭，正好今天农村朋友送来一只野生大甲鱼，两斤多重，在红烧，一起吃。”
袁晋鹏在凤岭做几年书记，工资没领几个，野生甲鱼倒吃了不少。周自远四处采访，吃甲鱼的机会也不少。他们觉得，和柳申聊天比野生甲鱼的诱惑力大得多，便半推半就留下来。他们难得对谁心悦诚服，在平安县，柳申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柳申的阅历、文字、思想让他们自愧不如。尤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迷惑和彷徨时，柳申总能为他们指点迷津。在农村同龄人中，袁晋鹏、周自远运气不错，上大学、进机关、做领导……，顺风顺水。可是，现在的形势让他们有点迷茫。社会将怎样演进呢？
柳申不喝酒，却不由分说给袁晋鹏、周自远撬开几瓶啤酒，他们只好客随主便，爽快地端起酒杯。酒至半酣，周自远的话渐渐多起来：“柳部长，是不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几年前苏联轰然解体，今年台湾国民党被赶下了台。去年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今年因农民负担引的人命案翻了几番，真不知道怎么了？！”
柳申抿嘴笑道：“放心，天塌不下来，地陷不下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饿死、逼死、整死多少人啊，也没有谁揭竿而起吧。在中国，我们**的执政基础很牢靠，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出不了大乱子。当然，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难免多一些。国企转制改革、粮食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哪样不是牵一而动全身呢？说实话，我也有很多困惑啊。**时期，大家日子过得苦，但精神生活很丰富，尤其基本上做到官兵一致。现在，一边是主要触及基层百姓利益、大刀阔斧的改革，一边还在蔓生贪腐和特权。问题很多，农民负担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你们两个人都是青年才俊，前途远大，未来的路很长，要善于适应社会的剧烈转型。有人开玩笑说，社会就是这样，主意你自己拿，这就是社会主义。”
袁晋鹏说：“柳部长看得透，说得精彩。其实，我们不去适应又能如何？不过，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问错了，您别见怪。”
“小袁，什么问题还要这么吞吞吐吐？尽管问，没事。”柳申哈哈一笑说。
袁晋鹏欲言又止：“柳部长，我觉得以您的才能，不说做省部级领导，至少做个地委书记绰绰有余。如果您在关键时刻肯花钱，是不是就上去了？”
柳申沉吟片刻，说：“那个时候不敢说百分百的风清气正，至少不是用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的问题是上级组织部门对三种人界定扩大化了，当时我无非一个普通学生，怎么算得上什么三种人。其实，很多事情看开点吧，做多大的官、多大的财未必幸福，甚至不如一个凡夫俗子过得自在。道家讲究道法自然，我主张凡事顺其自然。这不是宿命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结果都不要怕，都可以担当。苏东坡说一蓑烟雨任平生，说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永远不会被生活击倒。”
两瓶啤酒下肚，周自远说话放开了：“有时候，一个人的痛苦不是自己的失败，而是别人无端的成功。多少比你品行差、学历低、能力弱的人靠着先天的裙带关系坐直升飞机上去了，多少一无所长的人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平步青云，人模狗样地坐在主席台上，这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啊！”
“柳部长，自远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说实话，我对这条路有点厌烦了。”袁晋鹏说。
柳申笑道：“哪里这一点点挫折就能把你袁晋鹏打倒？不可能。你年轻，以后机会多得很。读点书的人大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有人说，政治就像女人的生殖器，虽然很脏，但男人都想搞。”
袁晋鹏解释：“不是放弃，我是搞不懂为什么不择手段的人总能得逞？”
柳申一声长叹：“唉！这也是我年轻时的困惑。不择手段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我觉得还是要有基本的原则和底线，否则成功未必心安。建议你们读点五代十国的历史。身处乱世，为生存、为富贵，绝大多数人不择手段啊。那个大名鼎鼎的不倒翁冯道真是一个旷世难绝才，历经四朝，服侍过九位君主，位居宰相二十余年，辉煌一时，却为后世的正人君子所不齿。冯道写过一本书，叫《荣枯鉴》，有空可以看一看。”
这是一次让人回味无穷的谈话，不是空谈，是深度的思想交流。当袁晋鹏、周自远恋恋不舍地从柳申家离开时，他们才现，太阳西斜，算起来，他们在柳申家聊了七、八个小时。
不会演戏的人要当好官不容易。”
袁晋鹏问：“柳部长也喜欢读林语堂？”
柳申叹息一声：“唉！还是你们幸福，这么早读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大家作品。我们年轻时基本上接触不到，无非读一读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
周自远说：“读大学时，文学史说周氏兄弟是现代散文的两大巅峰。我觉得这个结论有失偏颇。”
柳申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见仁见智的事情争起来永远没有结果。这些年我闲来无事，读书看报多了。说来奇怪，年轻时喜欢读散文、小说。后来读传记、报告文学。现在老了，喜欢哲学。包括佛教的轮回转世、邵伟华的周易预测什么的。”
袁晋鹏说：“哲学、玄学是对生命的思考、对未知领域的探讨。懂哲学的人大多心态平和，处世从容。柳部长已经修炼到这个境界了。”
柳申微微一笑，摆手反对；“我哪里有这等境界。事实上，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时，谁也无法从容。余华《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不是从容，是无奈。前几年自杀的周永臣不是无法忍受无辜的伤害，而是无法忍受伤害后的漠视。”
“周永臣？你是说去年《信息日报》上那篇《迟到的判决》中的周永臣？”周自远想了想，问。
柳申点头：“是啊，不过，记得周永臣的人未必很多。你天天和新闻报道打交道，应该有印象。”
周永臣是一位死不瞑目的老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永臣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到兰州石油企业工作。不久，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所谓偷听敌台罪被捕，被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九六七年刑满出狱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原籍继续接受监管。周永臣无处安身，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找不到工作，孤身一人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窝棚里，以拣破烂为生，一拣就是二十七年。十年浩劫结束后，他一直盼望着能够象其它无辜的受害者一样获得平反。北京画家藏伯良确信舅父周永臣无罪，不断给甘肃省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写信申诉，但石沉大海。直到一九九五年，藏伯良向甘肃省主要领导出一封求助信，此事才获得解决。一九九六年一月，兰州炼油化工总厂派人给周永臣送来了17年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他无罪的判决书复印件及该厂的善后处理意见。周永臣呜咽道：一九七九年，我还不到四十岁，还可以为国家工作二十年，可现在……。几天后，周永臣怀揣无罪判决书悬梁自尽。藏伯良悲愤地问，为什么再审判决书在长达17年中没有送达？工厂和法院解释说，他们一直不知道周永臣的确切地址，也从未收到藏伯良的信。
袁晋鹏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你们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
柳申说：“这很正常。对周永臣来说，这是他一生的悲剧。但对多数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周永良九六年自杀，九九年见报，你去年在乡镇工作，哪里会注意这个可怜的老人。”
袁晋鹏默然不语，他第一次听说周永臣的故事，情绪陷入莫名的惆怅中。
柳申接着说：“有一句话说，乱世人命贱如狗。有几个人能够改变一个时代呢？那些年，**、彭德怀、贺龙这些大人物都轰然倒下，况乎一介平民？八五年，地委说我是三种人，不同意我进县委常委。我当时也想不通啊，那时我只是一个学生，听党指挥，参加批斗会，血气方刚打老师一耳光，就变成三种人了？后来，我慢慢想通了，认了！对于一个大时代来说，个人多么渺小啊。无官一身轻，尤其退居二线以后，我冷眼旁观，读书看报，过得比任何时候都充实。我不敢说已经参透生死，但至少不会心浮气躁了。”
不知不觉，时针指向十二点，袁晋鹏、周自远起身告辞，柳申挽留道：“难得请你两个秀才吃饭，正好今天农村朋友送来一只野生大甲鱼，两斤多重，在红烧，一起吃。”
袁晋鹏在凤岭做几年书记，工资没领几个，野生甲鱼倒吃了不少。周自远四处采访，吃甲鱼的机会也不少。他们觉得，和柳申聊天比野生甲鱼的诱惑力大得多，便半推半就留下来。他们难得对谁心悦诚服，在平安县，柳申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柳申的阅历、文字、思想让他们自愧不如。尤为重要的是，当他们迷惑和彷徨时，柳申总能为他们指点迷津。在农村同龄人中，袁晋鹏、周自远运气不错，上大学、进机关、做领导……，顺风顺水。可是，现在的形势让他们有点迷茫。社会将怎样演进呢？
柳申不喝酒，却不由分说给袁晋鹏、周自远撬开几瓶啤酒，他们只好客随主便，爽快地端起酒杯。酒至半酣，周自远的话渐渐多起来：“柳部长，是不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几年前苏联轰然解体，今年台湾国民党被赶下了台。去年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今年因农民负担引的人命案翻了几番，真不知道怎么了？！”
柳申抿嘴笑道：“放心，天塌不下来，地陷不下去。当年自然灾害严重，饿死、逼死、整死多少人啊，也没有谁揭竿而起吧。在中国，我们**的执政基础很牢靠，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出不了大乱子。当然，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难免多一些。国企转制改革、粮食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哪样不是牵一而动全身呢？说实话，我也有很多困惑啊。**时期，大家日子过得苦，但精神生活很丰富，尤其基本上做到官兵一致。现在，一边是主要触及基层百姓利益、大刀阔斧的改革，一边还在蔓生贪腐和特权。问题很多，农民负担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你们两个人都是青年才俊，前途远大，未来的路很长，要善于适应社会的剧烈转型。有人开玩笑说，社会就是这样，主意你自己拿，这就是社会主义。”
袁晋鹏说：“柳部长看得透，说得精彩。其实，我们不去适应又能如何？不过，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问错了，您别见怪。”
“小袁，什么问题还要这么吞吞吐吐？尽管问，没事。”柳申哈哈一笑说。
袁晋鹏欲言又止：“柳部长，我觉得以您的才能，不说做省部级领导，至少做个地委书记绰绰有余。如果您在关键时刻肯花钱，是不是就上去了？”
柳申沉吟片刻，说：“那个时候不敢说百分百的风清气正，至少不是用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的问题是上级组织部门对三种人界定扩大化了，当时我无非一个普通学生，怎么算得上什么三种人。其实，很多事情看开点吧，做多大的官、多大的财未必幸福，甚至不如一个凡夫俗子过得自在。道家讲究道法自然，我主张凡事顺其自然。这不是宿命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结果都不要怕，都可以担当。苏东坡说一蓑烟雨任平生，说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永远不会被生活击倒。”
两瓶啤酒下肚，周自远说话放开了：“有时候，一个人的痛苦不是自己的失败，而是别人无端的成功。多少比你品行差、学历低、能力弱的人靠着先天的裙带关系坐直升飞机上去了，多少一无所长的人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平步青云，人模狗样地坐在主席台上，这实在让人咽不下这口气啊！”
“柳部长，自远说的这些困惑我也有。说实话，我对这条路有点厌烦了。”袁晋鹏说。
柳申笑道：“哪里这一点点挫折就能把你袁晋鹏打倒？不可能。你年轻，以后机会多得很。读点书的人大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有人说，政治就像女人的生殖器，虽然很脏，但男人都想搞。”
袁晋鹏解释：“不是放弃，我是搞不懂为什么不择手段的人总能得逞？”
柳申一声长叹：“唉！这也是我年轻时的困惑。不择手段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我觉得还是要有基本的原则和底线，否则成功未必心安。建议你们读点五代十国的历史。身处乱世，为生存、为富贵，绝大多数人不择手段啊。那个大名鼎鼎的不倒翁冯道真是一个旷世难绝才，历经四朝，服侍过九位君主，位居宰相二十余年，辉煌一时，却为后世的正人君子所不齿。冯道写过一本书，叫《荣枯鉴》，有空可以看一看。”
这是一次让人回味无穷的谈话，不是空谈，是深度的思想交流。当袁晋鹏、周自远恋恋不舍地从柳申家离开时，他们才现，太阳西斜，算起来，他们在柳申家聊了七、八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