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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贼作父、与狼同床。他们秉持的理论基础，仍是历史的老套：“宁与外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日本人要的是中国的地方，共产党要的是我的命。”（蒋介石）5。尾联，卒章显志，谓执政安全是政党领袖的重器和治国理政的舞台，应当夙夜萦怀、须臾不忘。戈夫，戈尔巴乔夫。
荣生按：“阶级斗争”这个词儿，现在没多少人喜欢听。因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曲折磨难，大多与没处理好此事有关。也许用“政党竞争”或“执政安全”取而代之更中听些。例如江泽民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里写道：“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61页）有趣的是，这样极其重要的论述，却被遗编在江选之外。邓公晚年却是两次引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在南巡谈话（邓选第3卷，第364－365页，第379页）。原因大概是用大家熟知的老词儿，能够更明白晓畅地说明他的观点。
首先要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存不存在阶级斗争？党章总纲引用十一届六中全会论断而作的规定多不多余？党的执政地位存不存在挑战者与敌对者？结论是存在，不多余。事实证据是苏东巨变和政治风波，理论证据是邓公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邓选第3卷，第304页）苏共执政70多年被敌人颠覆，我党执政才60多年，远没到“莫予毒也”的境界。邓公说得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选第3卷，第380页）十几代人就是几百年，五十代人就是1000年。也许，在党领导人民走上坡路的长征进取中，我们党永远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清醒，别指望他们会犯迷糊。他们都是精明的政治家和熟套的阴谋家。朝思暮想担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落败的帝国主义，夙夜在心妄图取共产党执政地位而代之的政治势力，如果遇到能一把掐死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有天真书生的犹豫和小脚女人的迟缓的。
别人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能做的是作好自己的事：保持和加强对党员与人民的教育。因为“党员和人民是永远需要教育的。”（参见笔者名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当代历史研究家？，刘炳坤主编中国领导科学文库，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卷首，第32－46页）
邓公晚年检讨失误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选第3卷，第306页）又指出，经济失误补救易，政治失误补课难：“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他举例说：“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邓选第3卷，第327页）看来，毛时代突出政治，过了头会欠经济账；邓时代突出经济，过了头会欠政治账。怎样创新并保持对党和人民的有效教育？是新时期必须重视和解决的时代课题。过去时代，经济类型单一，人民都被组织在机关团体或国有、集体企业里，每个组织各有灌输政治理论的渠道。现在经济多元化，绝大多数人民分散就业，除了手机电视之外，缺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渠道，而手机电视用于收看新闻联播的能有几人？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是“千万不要忘记”的形象表述。像共产党执政地位这样关系全局的根本命题，显然，一年只讲一次，或者只讲十二次，是显然不够的，需要讲365次。否则“言谈终日，语不及义”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何补益？邓公当年就深痛于宣讲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邓选第3卷，第305页）他的批评不只是针对两任总书记，而且是针对宣传思想干部和新闻媒体工作者：宣传改革开放理直气壮，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心虚气短，是整整十年的风尚时髦。他早就看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对前台人麻木迟钝不满意，但年届耄耋的他又没精力亲自抓，只能无奈兴叹：“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选第3卷，第196页）
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华骄子、世纪伟人，既各领时代风骚，又互相联系衔接。关于治国理政的许多论述，他们说的具体言语可能不同，但其立场观点的实质没有天渊之别。差异只在：毛探索在前，出语不尽科学；邓扬弃在后，论断更加精当。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大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小道理，原本就是承扬相通的。
认贼作父、与狼同床。他们秉持的理论基础，仍是历史的老套：“宁与外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日本人要的是中国的地方，共产党要的是我的命。”（蒋介石）5。尾联，卒章显志，谓执政安全是政党领袖的重器和治国理政的舞台，应当夙夜萦怀、须臾不忘。戈夫，戈尔巴乔夫。
荣生按：“阶级斗争”这个词儿，现在没多少人喜欢听。因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曲折磨难，大多与没处理好此事有关。也许用“政党竞争”或“执政安全”取而代之更中听些。例如江泽民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里写道：“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61页）有趣的是，这样极其重要的论述，却被遗编在江选之外。邓公晚年却是两次引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在南巡谈话（邓选第3卷，第364－365页，第379页）。原因大概是用大家熟知的老词儿，能够更明白晓畅地说明他的观点。
首先要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存不存在阶级斗争？党章总纲引用十一届六中全会论断而作的规定多不多余？党的执政地位存不存在挑战者与敌对者？结论是存在，不多余。事实证据是苏东巨变和政治风波，理论证据是邓公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邓选第3卷，第304页）苏共执政70多年被敌人颠覆，我党执政才60多年，远没到“莫予毒也”的境界。邓公说得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选第3卷，第380页）十几代人就是几百年，五十代人就是1000年。也许，在党领导人民走上坡路的长征进取中，我们党永远没有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清醒，别指望他们会犯迷糊。他们都是精明的政治家和熟套的阴谋家。朝思暮想担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落败的帝国主义，夙夜在心妄图取共产党执政地位而代之的政治势力，如果遇到能一把掐死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有天真书生的犹豫和小脚女人的迟缓的。
别人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能做的是作好自己的事：保持和加强对党员与人民的教育。因为“党员和人民是永远需要教育的。”（参见笔者名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当代历史研究家？，刘炳坤主编中国领导科学文库，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卷首，第32－46页）
邓公晚年检讨失误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选第3卷，第306页）又指出，经济失误补救易，政治失误补课难：“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他举例说：“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邓选第3卷，第327页）看来，毛时代突出政治，过了头会欠经济账；邓时代突出经济，过了头会欠政治账。怎样创新并保持对党和人民的有效教育？是新时期必须重视和解决的时代课题。过去时代，经济类型单一，人民都被组织在机关团体或国有、集体企业里，每个组织各有灌输政治理论的渠道。现在经济多元化，绝大多数人民分散就业，除了手机电视之外，缺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渠道，而手机电视用于收看新闻联播的能有几人？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是“千万不要忘记”的形象表述。像共产党执政地位这样关系全局的根本命题，显然，一年只讲一次，或者只讲十二次，是显然不够的，需要讲365次。否则“言谈终日，语不及义”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何补益？邓公当年就深痛于宣讲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邓选第3卷，第305页）他的批评不只是针对两任总书记，而且是针对宣传思想干部和新闻媒体工作者：宣传改革开放理直气壮，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心虚气短，是整整十年的风尚时髦。他早就看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对前台人麻木迟钝不满意，但年届耄耋的他又没精力亲自抓，只能无奈兴叹：“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选第3卷，第196页）
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华骄子、世纪伟人，既各领时代风骚，又互相联系衔接。关于治国理政的许多论述，他们说的具体言语可能不同，但其立场观点的实质没有天渊之别。差异只在：毛探索在前，出语不尽科学；邓扬弃在后，论断更加精当。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大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小道理，原本就是承扬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