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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可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取营养，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恐怕中国早就变了，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
但日本没有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中国不进步，东亚就不进步。
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
不过贸然引入英法这样的巨头，那就不是引入压力，而是带来海啸了，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小国就很好，引入他们的竞争，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生死存亡的冲击力，却能适度的给这个太过于稳定的社会带来一些刺激，逼迫他们开始竞争。
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外交方面的考量则是用他们来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标杆，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也可以这么办。
所以朱敬伦很愿意给这两个小国极其优厚的待遇，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条件，朱敬伦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在酒会上，他跟瑞典人瓦伦堡提出来：“我想在经济往来之外，我们双方还可以进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准确的来说，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双方应该加强联系。”
瓦伦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已经在思考自己家族产业造船业将能取得的利益了。
对朱敬伦的提议，他觉得有必要积极回应：“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加强联系呢？”
朱敬伦笑道：“我跟贵国的技术顾问的合作协议即将到期了，但我很满意他们这几年提供的服务，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广东，不知道我们的协议能够延长。”
1859年第一批瑞典顾问来到广东，包括军事顾问和技术顾问，现在军事上朱敬伦的部队已经在技术上不差了，但还不够完善，军事是一门大学问，可不仅仅是拿刀子杀人这么简单，他还包括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这些现在还不够完善。
技术上，兵工厂这几年始终在进行建设，上个月最后一批工程才收尾，赤湾半岛的南山上已经出现了一座占地两百多亩的大型工厂，本地技术人员也培养出来了一千人，但还不够理想，朱敬伦还打算扩大，他的目的是让这座兵工厂能够供应至少五万人的消耗，但现在只能做到最多供应一万人的武器装备。
但合同即将到期了，他们是1859年2月后陆续到来的，现在已经是1862年2月了，已经陆续有人的合同到期，这些人大多数都学会了广东话，这是用三年时间学习到的知识，这时候让他们走，不但是朱敬伦的损失，也是对他们才能的极大浪费。
可是瓦伦堡却抱歉的摇摇头：“这些顾问是我们以私人身份雇佣的，他们如果无意留在广东，我们并不能强迫他们留下，这一点希望您能原谅。不过如果您还需要军事和技术方面的顾问的话，我们非常乐意继续帮您聘用一些人来。”
朱敬伦叹道：“好吧。他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不过我希望在教育问题上，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希望贵国能帮助我们聘请一些高素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人数在一千人为宜。”
瑞典虽然是一个小国，但从教育上来讲，瑞典是欧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批消除了文盲的国家，早在1842年，他们就立法通过教育法规，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保留一所永久性学校，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而瑞典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超过95%的国家，因此等于是在1842年就成功完成了95%人口的义务教育立法，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瑞典人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普及，这比英国完成义务教育更早。
瑞典之所以在50年代开始快速的工业化，跟40年代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教育为他们的工业发展做好了智力上的准备。
后来在1917年，瑞典和俄国几乎同时由工人政党开始执政，但是后来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瑞典的工人党派始终坚持在宪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俄国的则变成了大肆破坏法制的执政，这跟两国执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无关系。
但是一千个教师，对于瑞典这样的小国来说，依然还是很有压力的。
瓦伦堡觉得，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但他还想提点额外的要求：“一千人很难，不过如果您愿意在航运方面给我国提供——”
朱敬伦很不礼貌的打断他：“商业归商业，我想贵国已经通过商业谈判，得到了远超贵国付出的利益，我们双方加起来是三千万人的市场，可这三千万人中，我们广东占了两千五百多万人，而贵国只有四百多万人。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我不希望掺杂任何经济目的，如果贵国需要的话，我十分乐意向贵国派遣一定人数的学者进行交流。事实上，我们也向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们十分乐意合作。”
朱敬伦又道：“只是我个人比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我向如果我国的官员，和管理人员都能从贵国获得知识上的帮助的话，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应该是有极大帮助的。”
通过教育能影响中国的官员，这点瓦伦堡非常清楚，又听到朱敬伦还向其他国家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顿时就有点危机感。
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了，有些尴尬的表态：“您说的对，我个人非常乐意效劳！”
大国跟小国的商业谈判中，一般都要附加额外的政治要求，小国可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所以朱敬伦可以向瓦伦堡提教育上的帮助，而瓦伦堡却不能向朱敬伦提经济上的要求。
朱敬伦满意的举杯：“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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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兴之所至写了大段的论述，所以后面的内容多写了一些，算是弥补吧。(未完待续。)
，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可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取营养，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恐怕中国早就变了，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
但日本没有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中国不进步，东亚就不进步。
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
不过贸然引入英法这样的巨头，那就不是引入压力，而是带来海啸了，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小国就很好，引入他们的竞争，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生死存亡的冲击力，却能适度的给这个太过于稳定的社会带来一些刺激，逼迫他们开始竞争。
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外交方面的考量则是用他们来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标杆，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也可以这么办。
所以朱敬伦很愿意给这两个小国极其优厚的待遇，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条件，朱敬伦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在酒会上，他跟瑞典人瓦伦堡提出来：“我想在经济往来之外，我们双方还可以进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准确的来说，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双方应该加强联系。”
瓦伦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已经在思考自己家族产业造船业将能取得的利益了。
对朱敬伦的提议，他觉得有必要积极回应：“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加强联系呢？”
朱敬伦笑道：“我跟贵国的技术顾问的合作协议即将到期了，但我很满意他们这几年提供的服务，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广东，不知道我们的协议能够延长。”
1859年第一批瑞典顾问来到广东，包括军事顾问和技术顾问，现在军事上朱敬伦的部队已经在技术上不差了，但还不够完善，军事是一门大学问，可不仅仅是拿刀子杀人这么简单，他还包括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这些现在还不够完善。
技术上，兵工厂这几年始终在进行建设，上个月最后一批工程才收尾，赤湾半岛的南山上已经出现了一座占地两百多亩的大型工厂，本地技术人员也培养出来了一千人，但还不够理想，朱敬伦还打算扩大，他的目的是让这座兵工厂能够供应至少五万人的消耗，但现在只能做到最多供应一万人的武器装备。
但合同即将到期了，他们是1859年2月后陆续到来的，现在已经是1862年2月了，已经陆续有人的合同到期，这些人大多数都学会了广东话，这是用三年时间学习到的知识，这时候让他们走，不但是朱敬伦的损失，也是对他们才能的极大浪费。
可是瓦伦堡却抱歉的摇摇头：“这些顾问是我们以私人身份雇佣的，他们如果无意留在广东，我们并不能强迫他们留下，这一点希望您能原谅。不过如果您还需要军事和技术方面的顾问的话，我们非常乐意继续帮您聘用一些人来。”
朱敬伦叹道：“好吧。他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不过我希望在教育问题上，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希望贵国能帮助我们聘请一些高素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人数在一千人为宜。”
瑞典虽然是一个小国，但从教育上来讲，瑞典是欧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批消除了文盲的国家，早在1842年，他们就立法通过教育法规，要求每一个基督教区都要保留一所永久性学校，为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而瑞典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超过95%的国家，因此等于是在1842年就成功完成了95%人口的义务教育立法，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瑞典人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普及，这比英国完成义务教育更早。
瑞典之所以在50年代开始快速的工业化，跟40年代教育的普及不无关系，教育为他们的工业发展做好了智力上的准备。
后来在1917年，瑞典和俄国几乎同时由工人政党开始执政，但是后来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瑞典的工人党派始终坚持在宪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俄国的则变成了大肆破坏法制的执政，这跟两国执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无关系。
但是一千个教师，对于瑞典这样的小国来说，依然还是很有压力的。
瓦伦堡觉得，努努力还是能做到的，但他还想提点额外的要求：“一千人很难，不过如果您愿意在航运方面给我国提供——”
朱敬伦很不礼貌的打断他：“商业归商业，我想贵国已经通过商业谈判，得到了远超贵国付出的利益，我们双方加起来是三千万人的市场，可这三千万人中，我们广东占了两千五百多万人，而贵国只有四百多万人。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我不希望掺杂任何经济目的，如果贵国需要的话，我十分乐意向贵国派遣一定人数的学者进行交流。事实上，我们也向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们十分乐意合作。”
朱敬伦又道：“只是我个人比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我向如果我国的官员，和管理人员都能从贵国获得知识上的帮助的话，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应该是有极大帮助的。”
通过教育能影响中国的官员，这点瓦伦堡非常清楚，又听到朱敬伦还向其他国家提出过同样的要求，他顿时就有点危机感。
也不提额外的要求了，有些尴尬的表态：“您说的对，我个人非常乐意效劳！”
大国跟小国的商业谈判中，一般都要附加额外的政治要求，小国可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所以朱敬伦可以向瓦伦堡提教育上的帮助，而瓦伦堡却不能向朱敬伦提经济上的要求。
朱敬伦满意的举杯：“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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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兴之所至写了大段的论述，所以后面的内容多写了一些，算是弥补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