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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如何贯彻市分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工作任务，临时抱佛脚。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没什么新动作新东西，没有出台什么新举措，也没发生什么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经常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
行长办公会、行领导碰头会、行务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支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连会议都不开，还叫什么支行？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有效地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
身为办公室主任，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和善后工作。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王加林的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叫苦不迭，可行领导乐此不疲，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
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经八百地组织如开个会议不可。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
其实，行领导也就四个人，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能够搞定。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跑马拉松一般，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得花费一整天。
到了开会的时间，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的白酒“水货”比较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轮流发言。
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没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色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好半天不发一言。
这种时候，王加林往往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他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
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种作风啊！
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接着反着说过来。
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同样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方案，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提法。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仍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和安排：“散会后呢，办公室整个纪要，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写呀！
为了交差，可怜的加林主任只有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写进会议纪要里。
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之举，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有时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
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
作为一行之长，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事情千头万绪，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
他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基于这种认识，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厕所行长”。
厕所修建完成后，看上去其实很普通。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
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抓小事还算可以。那么，大事呢？比方说，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
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塌方式”腐败不谈，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维持老城区，开发新城区”，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B银行、C银行、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脉、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可是，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精耕细作，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不错，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当B银行、C银行、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当这些富丽堂皇的金融大厦竣工启用的时候，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
这还是次要的，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
直到这个时候，赵国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鼠目寸光。
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
。围绕如何贯彻市分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工作任务，临时抱佛脚。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没什么新动作新东西，没有出台什么新举措，也没发生什么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经常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
行长办公会、行领导碰头会、行务会、干部大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支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连会议都不开，还叫什么支行？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有效地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
身为办公室主任，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和善后工作。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王加林的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叫苦不迭，可行领导乐此不疲，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
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经八百地组织如开个会议不可。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
其实，行领导也就四个人，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能够搞定。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跑马拉松一般，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半天，甚至得花费一整天。
到了开会的时间，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的白酒“水货”比较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是轮流发言。
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没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色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也好半天不发一言。
这种时候，王加林往往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他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
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种作风啊！
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接着反着说过来。
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还是等于没说。
赵国栋同样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方案，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提法。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仍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和安排：“散会后呢，办公室整个纪要，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写呀！
为了交差，可怜的加林主任只有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也写进会议纪要里。
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之举，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有时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
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
作为一行之长，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事情千头万绪，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
他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基于这种认识，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厕所行长”。
厕所修建完成后，看上去其实很普通。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
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抓小事还算可以。那么，大事呢？比方说，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
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我们已经说了许多。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塌方式”腐败不谈，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维持老城区，开发新城区”，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B银行、C银行、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脉、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可是，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精耕细作，沾沾自喜，自得其乐。
不错，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当B银行、C银行、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当这些富丽堂皇的金融大厦竣工启用的时候，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
这还是次要的，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
直到这个时候，赵国栋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鼠目寸光。
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