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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春节,王加林过得很不开心。所有倒霉的事情,就象约好了似的,都让他赶上了。
腊月三十吃年夜饭,他拎起高脚酒杯正准备与老婆女儿“干杯”时,酒杯莫名其妙地断了,底座与杯身分了家。加林甚觉侮气,很不高兴地把残片扔进了垃圾桶。
饭后洗碗,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还是餐具过于油腻,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溜进水池,摔成了几瓣。
要是平常,家庭主妇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因为是过年,她显得比较宽容,说摔了就摔了,越摔越发。
距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还有个把钟头的时候,各家各户争相燃放烟花爆竹。银行大院里“火树银花不夜天”。孩子们奔来跑去,欢呼雀跃,和着大人们的惊叹及各种奇声怪响,汇成一片快乐的海洋。加林被这沸腾的景象所感染,背上相机,匆匆下楼,想抢拍几个精彩的镜头。
调好焦距和光圈,将按还未按下快门的时候,闪光灯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原来,固定闪光灯的插坐被“连根拔起”。
崭新的照相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再也无心欣赏外面五彩缤纷的焰火了,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等待“春晚”开始。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加林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怎么也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儿,便哈欠连天。他不顾方红梅的劝阻,独自钻进卧室,关上房门睡了。
接近零点,外面鞭炮声如潮。
加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和女儿一起来到阳台上。
王彤放烟花,他燃鞭炮,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扫兴的是,绕在竹竿上的鞭炮快放完的时候,几只调皮的家伙突然朝加林身上窜来,把他崭新的裤子炸开一个大窟隆。
红梅老师又说,这预示着他新的一年“火好”。
惹火烧身的加林主任只得苦笑着脱掉裤子,上床休息。
快天亮时,他突然被肚子的胀痛折腾醒了,赶紧翻身起床,冲向厕所。
刚刚蹲下,**就象打开阀门的水龙头,淅淅沥沥地拉肚子。
拉完后回到床上,马上又有了便意。
个把小时,他就光顾厕所五六趟了。这种状态,如何出去给亲朋好友拜年?
天亮就是大年初一,加林主任还要在银行里值班呢!
方红梅急匆匆上街为丈夫买药,可没有一家诊所和药铺开门。她只好到邻居家里找回一些土霉素、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
因为急着去值班,加林管不了这些药丸有没有副作用,胡乱地咽下了一把。然后开始“绝食”,饿得发慌也不吃东西。
直到下午,他居然有好几个小时没上厕所了。
节假日干部值班其实就是在支行机关里守着,主要职责就是接听电话,与营业网点的临柜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当加林主任在值班室里百无聊赖地看报纸的时候,保卫股长叶卫国出现在了他面前。
加林条件反射地站起身,以为安全保卫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我操!你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在这儿值班呀!”叶卫国故作惊讶发着感叹,然后提议道,“走,去我家里打麻将。我已经约了余丰新和司机小宋,三差一。”
王加林瞪大眼睛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要是市分行打电话来查岗怎么办?”
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事情。坚持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支行机关里没人上班,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便于及时处置。上级行有时会对下级行值班情况进行抽查,这是唯一促使值班人员坚守岗位的利器。
“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跟坐在这里值班一样的效果。”叶卫国非常老练地支着招。
看来,这是叶股长惯用的手法。
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陈清平、钟秀娟和叶卫国几个。
罗新初家里的电话,十有八九是哪家企业帮忙装的。陈清平是沾他老婆的光,因为他老婆是孝北县妇联主任。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会享受公费电话的待遇。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她在银行,老公在铁路,又是“银”又是“铁”的。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其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向来舍得花钱,打起麻将来输赢总是成百上千元,与姚丽琴号称银行里的“牌场双娇”。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是支行出钱装的。每个月还补助他几十块钱的电话费,享受行领导的待遇。
叶卫国怎会有这等本事?
据说,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市公安局印发的文件,规定银行保卫科(股)长家里必须装有电话,便于公安局与他们取得联系,确保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安全。叶卫国就是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副行长李金林。李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最终为他争取到了公费装电话的待遇。
当王加林说自己不知道呼叫转移怎么弄时,叶卫国抓起值班室的电话筒,叭叭叭地按了几个键。然后说:“好了,已经呼叫转移了。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我家里的电话就会响。”
这真是太神奇了!
加林主任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电话机,最后还是跟着叶卫国离开了值班室。
在银行大院里,他们碰到了从宿舍楼一单元门洞里出来的司机小宋。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一起走向二单元一楼的卫国家。
卫国的老婆袁萍早已把吃饭的小方桌搬到客厅的正中央,铺上专门用来搓麻将的绒毯,把麻将倒在绒毯上。
她招呼加林主任和司机小宋在沙发上坐,指着茶几上的瓜子糖果叫他们吃,又找出一摞印有A银行logo的专用纸杯,准备给两位客人倒茶。
叶卫国则拿起茶几上的红塔山香烟,递到司机小宋的面前。他知道加林主任不抽烟,连客套的动作都省略了。
正在大家有的享用着瓜子糖果,有的吞云吐雾的时候,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大呼小叫着“恭喜发财”进来了。
所有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的走向麻将桌。
叶卫国从麻将堆里找出“东南西北”风各一个,正面朝下摆放在一起。然后抓起两粒骰子,招呼大家“打点”。按点数的大小顺序开始“摸风”,确定自己的座位。
四个人依次坐下后,哗啦啦的“搓麻”声即刻响起。大家谈笑风生地开始“修长城”。
一场快乐无比、让人“宠辱皆忘”的游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打麻将起源于哪朝哪代,无法认真去考证,但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最能吸引人的博弈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名不虚传的“国粹”。因为其基本打法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即使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也能很快学会,加上玩法复杂有趣、变化无穷,集益智性、趣味性、娱乐性、博弈性于一体,深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领域人民的喜爱。不少人都扬言,自己巴不得用麻将浸水喝。
麻将在中国的流行范围和普及程度,没有任何一种游戏能与之相提并论。有道是,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这是对麻将流行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高的最好佐证和归纳。
据说,这种游戏二十世纪初就在亚洲其他国家盛行,后来又传播到了美国和欧洲,并流行至今。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他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很多人都把麻将牌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
可以肯定地讲,麻将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不过,好东西有时又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体现出使用效果的多样性。正所谓“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枳”。当麻将被人们用来作为赌博工具的时候,其罪恶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吸毒,因此,也有不少人对它深恶痛绝。
爱也好,恨也罢,这种被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滑溜溜的小玩意儿,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城乡人民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的首选。
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噼啪砌方城的声音总会萦绕在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哪怕是加林和红梅这些表现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在牌坊中学时既要工作,又要自学奔文凭,还要扶养孩子和料理家务,天天忙得火起,夫妻俩还是忙里偷闲学会了打麻将,时不时与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的广广一起搓几圈。
搬到花园镇居住后,红梅老师率先“走火入魔”。加林主任毫不示弱,继续加入到了搓麻的队伍。两人平时相对比较克制,过年过节嘛,自然应该让“麻瘾”放纵奔流,每天打他个昏天黑地。
记得加林凌晨放鞭炮时炸破了裤子,红梅老师曾预言他“火好”。还别说,这种预言很快就得到了应证,加林主任整个下午赢了一百多元钱。要是就此散场,各回各家,他就能保住胜利的果实,但叶卫国和袁萍又盛情挽留他、余丰新和司机小宋吃晚饭。
四个男人激战正酣时,勤劳而又贤惠的女主人已经开始筹备丰盛的晚餐了。厨房的灶台和案板上,摆满了大盘小碟的好饭菜。
加林主任和余丰新都是袁萍的顶头上司,司机小宋是她的部门同事,难得有这样一个巴结领导和联络感情的机会。更何况,今天是大年初一,来的都是客,哪有不招待客人吃餐饭的道理?
扯扯拉拉地客套了一阵,桌上的麻将和绒毯被撤下去了,换成了一大桌子好饭菜和两瓶“白云边”白酒。
大家再次团团围坐,大呼小叫,划拳行令地喝开了。
两瓶白酒喝完后,每人又喝了一瓶啤酒。
酒足饭饱之后,面红耳赤的四个男人又继续他们“麻坛大战”。
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加林主任白天赢的钱就“还”给别人了,身上为数不多的本钱也输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同时也是为了赶本,他找袁萍借了三百元钱,接着打。
这一打就是一通宵,直到天亮时才散场。
加林主任借的三百元钱又输得精光。走出叶卫国家,他头重脚轻,有一种晨昏颠倒的感觉。
这班值的!输掉了半个月的工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似乎把什么都看穿了。输了就输了,输的不就是钱吗?又不是命!
回到家里,加林不敢告诉老婆实情,只说身上带的钱输了,隐瞒了三百元钱的借款。
因为是大年初一,方红梅也没说他什么。
加林冲了个澡,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他被老婆喊醒了。按计划,他们必须赶到白沙铺去,给加林他舅白大货和大舅妈桂英拜年。
从花园镇去白沙铺有三种出行方式。可以坐长途汽车,绕道花西乡,跑三十多华里土石公路直达;也可以坐火车到陆家山车站,然后步行十华里,过瀤河上的白沙大桥就到了;还有一种方式是骑自行车,沿京广铁路走到陆家山,再改道走瀤河堤岸,一直到河边的白沙铺。
三种出行方式路途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又各有利弊。坐汽车可以少走路,但路程相对较远,且路上灰尘很大;坐火车比较干净,但车次较少,每天只有一趟,且经常晚点,下车后还得步行那么远的路;骑自行车可以节省车票钱,但得耗费体力,人特别累。
由于在白沙铺拜完年之后,他们接着要去红梅的娘家方湾镇。从白沙铺到方湾镇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坐班车得先从白沙铺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镇,得绕好大一个圈子。
不过,连接白沙铺和方湾镇的,有一条比较狭窄的乡村土路,仅十几华里。
往年,加林总是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前面坐着女儿,后面带着老婆,三人一同前往。正月初二在白沙铺住一晚上,初三再骑车抄近路去方湾镇。骑车走乡村公路,比坐班车还快一些,而且可以节省车票钱。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加林因为打牌熬了一通宵,又刚刚拉过痢疾,浑身酸软无力。他提出坐汽车去白沙铺。
红梅老师口里没说什么,但脸色很难看,心里不大高兴。最后,一家三口还是步行到花园大桥头,拦开往白沙铺的班车。
左等右等不见车来。整整过去了一个小时,才从新城区方向摇摇晃晃地开来一辆私人营运的小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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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春节,王加林过得很不开心。所有倒霉的事情,就象约好了似的,都让他赶上了。
腊月三十吃年夜饭,他拎起高脚酒杯正准备与老婆女儿“干杯”时,酒杯莫名其妙地断了,底座与杯身分了家。加林甚觉侮气,很不高兴地把残片扔进了垃圾桶。
饭后洗碗,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还是餐具过于油腻,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溜进水池,摔成了几瓣。
要是平常,家庭主妇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因为是过年,她显得比较宽容,说摔了就摔了,越摔越发。
距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还有个把钟头的时候,各家各户争相燃放烟花爆竹。银行大院里“火树银花不夜天”。孩子们奔来跑去,欢呼雀跃,和着大人们的惊叹及各种奇声怪响,汇成一片快乐的海洋。加林被这沸腾的景象所感染,背上相机,匆匆下楼,想抢拍几个精彩的镜头。
调好焦距和光圈,将按还未按下快门的时候,闪光灯莫名其妙地掉了下来!原来,固定闪光灯的插坐被“连根拔起”。
崭新的照相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再也无心欣赏外面五彩缤纷的焰火了,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等待“春晚”开始。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加林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怎么也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儿,便哈欠连天。他不顾方红梅的劝阻,独自钻进卧室,关上房门睡了。
接近零点,外面鞭炮声如潮。
加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和女儿一起来到阳台上。
王彤放烟花,他燃鞭炮,欢欢喜喜迎接新年。扫兴的是,绕在竹竿上的鞭炮快放完的时候,几只调皮的家伙突然朝加林身上窜来,把他崭新的裤子炸开一个大窟隆。
红梅老师又说,这预示着他新的一年“火好”。
惹火烧身的加林主任只得苦笑着脱掉裤子,上床休息。
快天亮时,他突然被肚子的胀痛折腾醒了,赶紧翻身起床,冲向厕所。
刚刚蹲下,**就象打开阀门的水龙头,淅淅沥沥地拉肚子。
拉完后回到床上,马上又有了便意。
个把小时,他就光顾厕所五六趟了。这种状态,如何出去给亲朋好友拜年?
天亮就是大年初一,加林主任还要在银行里值班呢!
方红梅急匆匆上街为丈夫买药,可没有一家诊所和药铺开门。她只好到邻居家里找回一些土霉素、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
因为急着去值班,加林管不了这些药丸有没有副作用,胡乱地咽下了一把。然后开始“绝食”,饿得发慌也不吃东西。
直到下午,他居然有好几个小时没上厕所了。
节假日干部值班其实就是在支行机关里守着,主要职责就是接听电话,与营业网点的临柜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当加林主任在值班室里百无聊赖地看报纸的时候,保卫股长叶卫国出现在了他面前。
加林条件反射地站起身,以为安全保卫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我操!你还真的一本正经地在这儿值班呀!”叶卫国故作惊讶发着感叹,然后提议道,“走,去我家里打麻将。我已经约了余丰新和司机小宋,三差一。”
王加林瞪大眼睛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要是市分行打电话来查岗怎么办?”
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事情。坚持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支行机关里没人上班,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便于及时处置。上级行有时会对下级行值班情况进行抽查,这是唯一促使值班人员坚守岗位的利器。
“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跟坐在这里值班一样的效果。”叶卫国非常老练地支着招。
看来,这是叶股长惯用的手法。
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陈清平、钟秀娟和叶卫国几个。
罗新初家里的电话,十有八九是哪家企业帮忙装的。陈清平是沾他老婆的光,因为他老婆是孝北县妇联主任。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会享受公费电话的待遇。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她在银行,老公在铁路,又是“银”又是“铁”的。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其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向来舍得花钱,打起麻将来输赢总是成百上千元,与姚丽琴号称银行里的“牌场双娇”。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是支行出钱装的。每个月还补助他几十块钱的电话费,享受行领导的待遇。
叶卫国怎会有这等本事?
据说,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市公安局印发的文件,规定银行保卫科(股)长家里必须装有电话,便于公安局与他们取得联系,确保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安全。叶卫国就是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副行长李金林。李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最终为他争取到了公费装电话的待遇。
当王加林说自己不知道呼叫转移怎么弄时,叶卫国抓起值班室的电话筒,叭叭叭地按了几个键。然后说:“好了,已经呼叫转移了。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我家里的电话就会响。”
这真是太神奇了!
加林主任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电话机,最后还是跟着叶卫国离开了值班室。
在银行大院里,他们碰到了从宿舍楼一单元门洞里出来的司机小宋。三个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一起走向二单元一楼的卫国家。
卫国的老婆袁萍早已把吃饭的小方桌搬到客厅的正中央,铺上专门用来搓麻将的绒毯,把麻将倒在绒毯上。
她招呼加林主任和司机小宋在沙发上坐,指着茶几上的瓜子糖果叫他们吃,又找出一摞印有A银行logo的专用纸杯,准备给两位客人倒茶。
叶卫国则拿起茶几上的红塔山香烟,递到司机小宋的面前。他知道加林主任不抽烟,连客套的动作都省略了。
正在大家有的享用着瓜子糖果,有的吞云吐雾的时候,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大呼小叫着“恭喜发财”进来了。
所有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的走向麻将桌。
叶卫国从麻将堆里找出“东南西北”风各一个,正面朝下摆放在一起。然后抓起两粒骰子,招呼大家“打点”。按点数的大小顺序开始“摸风”,确定自己的座位。
四个人依次坐下后,哗啦啦的“搓麻”声即刻响起。大家谈笑风生地开始“修长城”。
一场快乐无比、让人“宠辱皆忘”的游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打麻将起源于哪朝哪代,无法认真去考证,但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最能吸引人的博弈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名不虚传的“国粹”。因为其基本打法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即使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也能很快学会,加上玩法复杂有趣、变化无穷,集益智性、趣味性、娱乐性、博弈性于一体,深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领域人民的喜爱。不少人都扬言,自己巴不得用麻将浸水喝。
麻将在中国的流行范围和普及程度,没有任何一种游戏能与之相提并论。有道是,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这是对麻将流行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高的最好佐证和归纳。
据说,这种游戏二十世纪初就在亚洲其他国家盛行,后来又传播到了美国和欧洲,并流行至今。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他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很多人都把麻将牌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
可以肯定地讲,麻将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不过,好东西有时又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体现出使用效果的多样性。正所谓“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枳”。当麻将被人们用来作为赌博工具的时候,其罪恶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吸毒,因此,也有不少人对它深恶痛绝。
爱也好,恨也罢,这种被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滑溜溜的小玩意儿,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城乡人民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的首选。
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噼啪砌方城的声音总会萦绕在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哪怕是加林和红梅这些表现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在牌坊中学时既要工作,又要自学奔文凭,还要扶养孩子和料理家务,天天忙得火起,夫妻俩还是忙里偷闲学会了打麻将,时不时与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的广广一起搓几圈。
搬到花园镇居住后,红梅老师率先“走火入魔”。加林主任毫不示弱,继续加入到了搓麻的队伍。两人平时相对比较克制,过年过节嘛,自然应该让“麻瘾”放纵奔流,每天打他个昏天黑地。
记得加林凌晨放鞭炮时炸破了裤子,红梅老师曾预言他“火好”。还别说,这种预言很快就得到了应证,加林主任整个下午赢了一百多元钱。要是就此散场,各回各家,他就能保住胜利的果实,但叶卫国和袁萍又盛情挽留他、余丰新和司机小宋吃晚饭。
四个男人激战正酣时,勤劳而又贤惠的女主人已经开始筹备丰盛的晚餐了。厨房的灶台和案板上,摆满了大盘小碟的好饭菜。
加林主任和余丰新都是袁萍的顶头上司,司机小宋是她的部门同事,难得有这样一个巴结领导和联络感情的机会。更何况,今天是大年初一,来的都是客,哪有不招待客人吃餐饭的道理?
扯扯拉拉地客套了一阵,桌上的麻将和绒毯被撤下去了,换成了一大桌子好饭菜和两瓶“白云边”白酒。
大家再次团团围坐,大呼小叫,划拳行令地喝开了。
两瓶白酒喝完后,每人又喝了一瓶啤酒。
酒足饭饱之后,面红耳赤的四个男人又继续他们“麻坛大战”。
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加林主任白天赢的钱就“还”给别人了,身上为数不多的本钱也输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同时也是为了赶本,他找袁萍借了三百元钱,接着打。
这一打就是一通宵,直到天亮时才散场。
加林主任借的三百元钱又输得精光。走出叶卫国家,他头重脚轻,有一种晨昏颠倒的感觉。
这班值的!输掉了半个月的工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似乎把什么都看穿了。输了就输了,输的不就是钱吗?又不是命!
回到家里,加林不敢告诉老婆实情,只说身上带的钱输了,隐瞒了三百元钱的借款。
因为是大年初一,方红梅也没说他什么。
加林冲了个澡,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他被老婆喊醒了。按计划,他们必须赶到白沙铺去,给加林他舅白大货和大舅妈桂英拜年。
从花园镇去白沙铺有三种出行方式。可以坐长途汽车,绕道花西乡,跑三十多华里土石公路直达;也可以坐火车到陆家山车站,然后步行十华里,过瀤河上的白沙大桥就到了;还有一种方式是骑自行车,沿京广铁路走到陆家山,再改道走瀤河堤岸,一直到河边的白沙铺。
三种出行方式路途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又各有利弊。坐汽车可以少走路,但路程相对较远,且路上灰尘很大;坐火车比较干净,但车次较少,每天只有一趟,且经常晚点,下车后还得步行那么远的路;骑自行车可以节省车票钱,但得耗费体力,人特别累。
由于在白沙铺拜完年之后,他们接着要去红梅的娘家方湾镇。从白沙铺到方湾镇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坐班车得先从白沙铺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镇,得绕好大一个圈子。
不过,连接白沙铺和方湾镇的,有一条比较狭窄的乡村土路,仅十几华里。
往年,加林总是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前面坐着女儿,后面带着老婆,三人一同前往。正月初二在白沙铺住一晚上,初三再骑车抄近路去方湾镇。骑车走乡村公路,比坐班车还快一些,而且可以节省车票钱。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加林因为打牌熬了一通宵,又刚刚拉过痢疾,浑身酸软无力。他提出坐汽车去白沙铺。
红梅老师口里没说什么,但脸色很难看,心里不大高兴。最后,一家三口还是步行到花园大桥头,拦开往白沙铺的班车。
左等右等不见车来。整整过去了一个小时,才从新城区方向摇摇晃晃地开来一辆私人营运的小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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