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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林彪事件，部队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考生登记簿上。她不屈不挠，把学校文艺小分队练出的那点本事超常发挥，在走出第十一个招生办时，背后响起一声呼唤：“小鬼，等一等……”
何小曼回过头，万一叫的是她呢？叫的还真是她。我想象小曼当时怎样把她浑身最优越的眼睛利用到极致，让眼睛做两盏灯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时部队首长都管我们叫小鬼。“你是姓何吧？”
招生的“首长”一边看着登记簿，一边朝她招手。这个“首长”就是郝淑雯。虽然郝淑雯比她叫的“小鬼”只大一岁，却已经透出首长式的威严和慈祥。我记得小郝参加了那次接兵任务，专门给考生示范舞蹈动作，测验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觉。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强，几年的学校演出也让她长了表演经验，加上当时各种舞蹈舞剧里都有那么个小战士，来两段特技，被人托举托举，我们正缺少个头小小、会翻跟头的女孩。何小曼会翻不少种类的跟头，我们认为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关，反正也没人疼，摔坏拉倒。我后来对她认识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她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对此她肯定毫无知觉，但从她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来看，我觉得我也许比她自己更懂得她。
郝淑雯叫住小曼，小曼转身向她走去。这是她命里最重大的转折之一。她看着面前高大美艳的北方女兵，动都动不了。郝淑雯当年走在马路上，中学生们会追好几个电车站，跟今天他们追歌星明星一样。
郝淑雯也动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钉在那儿。这小鬼生了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平时躲着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带有吓人的凝聚力！郝淑雯让何小曼写下家里地址，假如需要她复试，会往她家里发通知。必须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装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结头累累的黑毛衣，紧绷绷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体上箍出了曲线。小曼在登记簿上写的是演出小分队辅导员家的地址。父亲死后，只有这个辅导员得到过小曼的全部信任。她留了一手，万一招生办的“首长”走访，辅导员不会讲何小曼坏话。
三天后，小曼收到了复试通知。这次她是把命都拿出来复试的。平时没练成熟的跟头也亮出来了，一个前空翻没站稳，整个人向后砸去，后脑勺都没幸免。当时所有人都惊叫起来，认为她一定摔出了三长两短，但她一骨碌跳起来，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了。正是这个歪脸的笑，彻底感动了招生第一首长，舞蹈教员杨老师。对于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还有什么可怕的吗？他在她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各个舞蹈中的“小战士”。
这样，何小曼不可逆转地就要走向我们这个也将虐待她的集体。
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后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时兴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萧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那是我军的时尚，还不知道美军都不叠被子，铺盖就是个睡袋。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个人的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两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癞痢。”
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椎伤了她，那就玩大了。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癞痢，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比起床号早两分钟。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
年林彪事件，部队停止招兵一年。何小曼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个考生登记簿上。她不屈不挠，把学校文艺小分队练出的那点本事超常发挥，在走出第十一个招生办时，背后响起一声呼唤：“小鬼，等一等……”
何小曼回过头，万一叫的是她呢？叫的还真是她。我想象小曼当时怎样把她浑身最优越的眼睛利用到极致，让眼睛做两盏灯照亮她平庸的五官。那时部队首长都管我们叫小鬼。“你是姓何吧？”
招生的“首长”一边看着登记簿，一边朝她招手。这个“首长”就是郝淑雯。虽然郝淑雯比她叫的“小鬼”只大一岁，却已经透出首长式的威严和慈祥。我记得小郝参加了那次接兵任务，专门给考生示范舞蹈动作，测验考生的模仿能力和舞蹈感觉。小曼的模仿能力很强，几年的学校演出也让她长了表演经验，加上当时各种舞蹈舞剧里都有那么个小战士，来两段特技，被人托举托举，我们正缺少个头小小、会翻跟头的女孩。何小曼会翻不少种类的跟头，我们认为这跟她不怕死，不惜痛有关，反正也没人疼，摔坏拉倒。我后来对她认识深了，有一天突然一悟：她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对此她肯定毫无知觉，但从她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来看，我觉得我也许比她自己更懂得她。
郝淑雯叫住小曼，小曼转身向她走去。这是她命里最重大的转折之一。她看着面前高大美艳的北方女兵，动都动不了。郝淑雯当年走在马路上，中学生们会追好几个电车站，跟今天他们追歌星明星一样。
郝淑雯也动不了，被何小曼的眼睛钉在那儿。这小鬼生了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平时躲着你，不看你，一旦看你就带有吓人的凝聚力！郝淑雯让何小曼写下家里地址，假如需要她复试，会往她家里发通知。必须要提到的是何小曼那天的装束，她穿的就是那件结头累累的黑毛衣，紧绷绷的在她一根木棒似的身体上箍出了曲线。小曼在登记簿上写的是演出小分队辅导员家的地址。父亲死后，只有这个辅导员得到过小曼的全部信任。她留了一手，万一招生办的“首长”走访，辅导员不会讲何小曼坏话。
三天后，小曼收到了复试通知。这次她是把命都拿出来复试的。平时没练成熟的跟头也亮出来了，一个前空翻没站稳，整个人向后砸去，后脑勺都没幸免。当时所有人都惊叫起来，认为她一定摔出了三长两短，但她一骨碌跳起来，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了。正是这个歪脸的笑，彻底感动了招生第一首长，舞蹈教员杨老师。对于死都不怕疼更不怕的女孩，还有什么可怕的吗？他在她身上已经看到了未来各个舞蹈中的“小战士”。
这样，何小曼不可逆转地就要走向我们这个也将虐待她的集体。
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十几年后，我又写了小曼的故事，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被故事驾驭了，而不是我驾驭故事。现在我试试看，再让小曼走一遍那段人生。
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地勘探，能把何小曼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照片上的何小曼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照片是她入伍后第一个礼拜天照的，眼睛看着前方，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紧抿嘴唇，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当年时兴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何小曼是一九七三年的兵，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萧老兵了（也可以听成小老兵）。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那是我军的时尚，还不知道美军都不叠被子，铺盖就是个睡袋。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个人的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两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癞痢。”
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椎伤了她，那就玩大了。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癞痢，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了。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倒是干脆。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比起床号早两分钟。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