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解读中国新贵族(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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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所以我觉得胡润这个榜也可能是想强调我们要树立一个贵的标准,让大家不仅仅是注重他们的财富,还得注重看他们是否有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
王牧笛:健康的财富观。
周可:对。
郎咸平:拿我们比较熟悉的人来谈的话,我觉得能够称为贵族的人应该就是比尔·盖茨这种人,或者像巴菲特、洛克·菲勒这些人,他们应该称为贵族。你看他们富裕之后对社会的贡献让人很感动。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做慈善,甚至还说,他们这一生的财富是取之于社会,现在还之于社会,不能留给他们下一代,为什么不能给下一代呢?因为那是不劳而获。他们就这么公开讲,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这就是他们的“商圣”,跟我们相比,你发现我们差一大截。
周可:刚刚讲到杭州这个城市,除了郎教授您刚讲到西湖这个问题之外,它这几年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一个热点、一个热门城市,它老是不断曝出新闻,前不久还曝出“富二代”飙车撞人这个事。
王牧笛:而且你看这几年的网络事件都跟炫富有关,包括之前那个“90后炫富女”拿着一叠钱在网上视频对着人骂,然后包括“雅阁女”,还有这个“烧钱男”——叫什么“小龙少爷”——拿着一叠百元大钞去点烟……这些事情激起的公愤太大了。
周可:其实像我们生活的广州这样一个地方,我注意到它在很多方面,确实保持了中国民间对财富的一种比较朴素的态度,就是说它比较实在、比较朴素,就是有钱也不太炫。
王牧笛:叫“闷声发大财”。
周可:对,广东这边是叫“闷声发大财”。
郎咸平:而且广东企业家,我不跟你讲全部啦,但是说像东莞这些地方的企业家,很大一部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毛钱一毛钱地赚,赚了之后他藏富,像这样的话老百姓不会恨他的。那么你拿国企跟广东商人做比较,老百姓不会恨这些广东制造业商人,他很辛苦;那国企就不一样了,凭什么你透过所谓的经理人收购(MBO),把本来是国家的东西变成你个人的,你这就是侵占公共产品,那老百姓就不高兴了。中国前十大的民营企业,你看看是不是都跟国企改制有关。很多香港商人来到内地,他们也不理解改革开放才这么几年,就有这么多大的民营企业——其实都是跟国企改制有关,而跟国企改制有关的都跟公共产品或多或少牵涉一点关系。
王牧笛:但还是有一个人讨厌这些广东的商人,包括东莞商人,就是胡润自己。胡润这个榜从来进不了东莞。
郎咸平:是在那大家都不理他。
王牧笛:东莞是中国富豪最大的一个隐身地。胡润自己都感慨地说,他2008年排了1000个富豪,也可能漏掉了1000个富豪,这1000个富豪都在哪呢?可能都在广东,都在东莞。
周可:从媒体角度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去炒作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去回避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大众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像胡润的这个榜,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大家都会关注。现在“哪个富豪又到哪搞了一个什么游艇俱乐部,完了又到哪去买了多少房子”,这个东西永远是头条新闻;但是就像刚才郎教授说的那种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东西,根本不是新闻,我们根本就不去报道。那么公众接受到的信息都是那些富豪们高消费、玩奢侈品。
王牧笛:所以现在媒体的这个心态,包括民众的心态,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仇富,还有一种崇富。
郎咸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扭曲了。
王牧笛:爱恨交织。
郎咸平:而且你看现在像《胡雪岩》这种书能够热卖,我不是因为他这个书热卖,我的书没有他那么热卖就嫉妒他。他的书能够热卖,就已经用这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民众,大家都想成为那种侵占公共产品的富豪,然后也想来这么消费。那么由于社会有这个需求,媒体就满足你这个需求,告诉你说:如果将来你去侵占公共产品的话,你也可以这么样消费。大家就看着很爽。
王牧笛:对,这个社会变迁到今天就导致这种消费方式成为一种标杆,他不会去考虑什么贵族的那种荣誉感、社会责任感,他只会考虑你的钱怎么花的,你钢琴是斯坦威的,你的家具达·芬奇的……
周可:达·芬奇的一个沙发动辄就上百万啊。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这个社会像刚才郎教授说的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很扭曲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我仇富,但另一方面哪怕我知道这富人会被人仇视,那我一旦有机会——最好能够以暴富的方式——马上进入这个富豪行列,你仇就仇吧,我根本不理你。这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情绪。
郎咸平:其实你再想想看,当我们很多老百姓仇富的时候,如果给他侵占公共产品的机会,他会不会也去做呢?他也会。
王牧笛:所以有人调侃说,你平时反腐败,等你有了权力你就搞腐败。
周可:就像阿Q说的嘛,这个尼姑的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吗?和尚摸得我就摸得。就是这个道理。
王牧笛:现在学者也介入到这种仇富的讨论,像茅老爷子——茅于轼——最近在论坛又发言论了,说什么中国人不要仇富,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尊重富人、保护富人,你穷人也能跟着沾光,富人有钱了我们也能跟着有钱。
周可:这话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际、在中国这个语境当中,他必然遭骂。
郎咸平:他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了解中国仇富的原因是什么,你没有看到本质的问题,所以今天真正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如何透过一些政策,或者透过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觉醒,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
周可:再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评价体系,价值观的一种引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郎咸平:对,像《胡雪岩》这种书我们不能够禁止它发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出一些能够帮助整个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的书。
别的。所以我觉得胡润这个榜也可能是想强调我们要树立一个贵的标准,让大家不仅仅是注重他们的财富,还得注重看他们是否有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
王牧笛:健康的财富观。
周可:对。
郎咸平:拿我们比较熟悉的人来谈的话,我觉得能够称为贵族的人应该就是比尔·盖茨这种人,或者像巴菲特、洛克·菲勒这些人,他们应该称为贵族。你看他们富裕之后对社会的贡献让人很感动。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做慈善,甚至还说,他们这一生的财富是取之于社会,现在还之于社会,不能留给他们下一代,为什么不能给下一代呢?因为那是不劳而获。他们就这么公开讲,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这就是他们的“商圣”,跟我们相比,你发现我们差一大截。
周可:刚刚讲到杭州这个城市,除了郎教授您刚讲到西湖这个问题之外,它这几年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一个热点、一个热门城市,它老是不断曝出新闻,前不久还曝出“富二代”飙车撞人这个事。
王牧笛:而且你看这几年的网络事件都跟炫富有关,包括之前那个“90后炫富女”拿着一叠钱在网上视频对着人骂,然后包括“雅阁女”,还有这个“烧钱男”——叫什么“小龙少爷”——拿着一叠百元大钞去点烟……这些事情激起的公愤太大了。
周可:其实像我们生活的广州这样一个地方,我注意到它在很多方面,确实保持了中国民间对财富的一种比较朴素的态度,就是说它比较实在、比较朴素,就是有钱也不太炫。
王牧笛:叫“闷声发大财”。
周可:对,广东这边是叫“闷声发大财”。
郎咸平:而且广东企业家,我不跟你讲全部啦,但是说像东莞这些地方的企业家,很大一部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毛钱一毛钱地赚,赚了之后他藏富,像这样的话老百姓不会恨他的。那么你拿国企跟广东商人做比较,老百姓不会恨这些广东制造业商人,他很辛苦;那国企就不一样了,凭什么你透过所谓的经理人收购(MBO),把本来是国家的东西变成你个人的,你这就是侵占公共产品,那老百姓就不高兴了。中国前十大的民营企业,你看看是不是都跟国企改制有关。很多香港商人来到内地,他们也不理解改革开放才这么几年,就有这么多大的民营企业——其实都是跟国企改制有关,而跟国企改制有关的都跟公共产品或多或少牵涉一点关系。
王牧笛:但还是有一个人讨厌这些广东的商人,包括东莞商人,就是胡润自己。胡润这个榜从来进不了东莞。
郎咸平:是在那大家都不理他。
王牧笛:东莞是中国富豪最大的一个隐身地。胡润自己都感慨地说,他2008年排了1000个富豪,也可能漏掉了1000个富豪,这1000个富豪都在哪呢?可能都在广东,都在东莞。
周可:从媒体角度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去炒作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去回避些什么样的事情,对大众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像胡润的这个榜,不管他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大家都会关注。现在“哪个富豪又到哪搞了一个什么游艇俱乐部,完了又到哪去买了多少房子”,这个东西永远是头条新闻;但是就像刚才郎教授说的那种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东西,根本不是新闻,我们根本就不去报道。那么公众接受到的信息都是那些富豪们高消费、玩奢侈品。
王牧笛:所以现在媒体的这个心态,包括民众的心态,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仇富,还有一种崇富。
郎咸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扭曲了。
王牧笛:爱恨交织。
郎咸平:而且你看现在像《胡雪岩》这种书能够热卖,我不是因为他这个书热卖,我的书没有他那么热卖就嫉妒他。他的书能够热卖,就已经用这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民众,大家都想成为那种侵占公共产品的富豪,然后也想来这么消费。那么由于社会有这个需求,媒体就满足你这个需求,告诉你说:如果将来你去侵占公共产品的话,你也可以这么样消费。大家就看着很爽。
王牧笛:对,这个社会变迁到今天就导致这种消费方式成为一种标杆,他不会去考虑什么贵族的那种荣誉感、社会责任感,他只会考虑你的钱怎么花的,你钢琴是斯坦威的,你的家具达·芬奇的……
周可:达·芬奇的一个沙发动辄就上百万啊。所以说我就感觉到这个社会像刚才郎教授说的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很扭曲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我仇富,但另一方面哪怕我知道这富人会被人仇视,那我一旦有机会——最好能够以暴富的方式——马上进入这个富豪行列,你仇就仇吧,我根本不理你。这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情绪。
郎咸平:其实你再想想看,当我们很多老百姓仇富的时候,如果给他侵占公共产品的机会,他会不会也去做呢?他也会。
王牧笛:所以有人调侃说,你平时反腐败,等你有了权力你就搞腐败。
周可:就像阿Q说的嘛,这个尼姑的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吗?和尚摸得我就摸得。就是这个道理。
王牧笛:现在学者也介入到这种仇富的讨论,像茅老爷子——茅于轼——最近在论坛又发言论了,说什么中国人不要仇富,仇富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尊重富人、保护富人,你穷人也能跟着沾光,富人有钱了我们也能跟着有钱。
周可:这话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实际、在中国这个语境当中,他必然遭骂。
郎咸平:他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了解中国仇富的原因是什么,你没有看到本质的问题,所以今天真正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如何透过一些政策,或者透过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觉醒,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
周可:再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评价体系,价值观的一种引导,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郎咸平:对,像《胡雪岩》这种书我们不能够禁止它发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出一些能够帮助整个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