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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
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