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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乱世将要来临,生存才是最大的问题,不在现在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在未来求生就是个大难题。
“多谢岳丈关怀,小婿不胜感激。”
郭鹏认下这份情,表示自己没有不愉快。
这倒让曹嵩松了口气,本来曹嵩还以为郭鹏会因为自己这番举措而有些不高兴,觉得自己轻视他的才学之类的。
主要是曹嵩不懂公羊学,不知道这些策问到底是容易还是难,收了钱的尚书本着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的原理,就这样做了,他自然也就这样接受了,反正都花了钱了。
但是看郭鹏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曹嵩也就高兴了。
“进入太学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小乙啊,进到太学以后,你想过要如何学习吗?”
曹嵩这算是问到了点子上。
西汉时期太学最早只有五经博士,五名博士分别对应《诗经》《尚书》《礼》《易》和《春秋》五本儒家经典。
一名博士可以传授数百甚至上千名子弟,而太学学子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三万。
而后随着经学方面的发展,五名博士的传承者出现了对经典有不同解释的优秀者,每一经衍生出了不同派别和其传承者。
于是到了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五经博士已经有了十四人,号称五经十四博士,一直到现如今都没有改变。
比如研究《尚书》的就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博士,而弘农杨氏家传的经典就是《欧阳尚书》。
研究《易》的有施氏,孟氏,梁丘氏和京氏四家,汝南袁氏家传的经典就是《孟氏易》。
所谓家传,一般都是顶级士族才有的权利。
因为家中某一位先人跟随早期某位博士学习了经典,非常优秀,被博士承认,得到了开宗立派传承弟子的资格,就算是掌握了这一本经典的解释权。
从此以后,出自这一家的家族子弟和学生,都可以不用通过太学,年岁到了直接走举孝廉之路就可以做官,省去中间环节。
而不是这一家族的子弟和学生就要靠出身和运气,进入太学学习某一本经典,然后通过汉政府的统一选拔为官。
也就是说掌握了某一本经典的解释权的人就能兴盛一整个家族,从此以后家族子弟就可以不用经过太学,直接举孝廉做官,还能广收门徒,门徒中优秀者也有资格直接举孝廉做官。
汝南袁氏掌握了《孟氏易》的经典解释权和授徒资格,因此发家兴盛,形成了四世三公的局面。
弘农杨氏掌握了《欧阳尚书》,同样出现了四世三公的局面,堪称天下豪族。
至于在两晋登顶士族豪门之巅峰的琅琊王氏,则是家传《严氏春秋公羊传》。
也就是说,这些掌握经典传承的家族和东汉政府一样,拥有让人做官的资格,其权威不下于东汉政府,甚至在地方高于东汉政府。
他们教授出来的子弟学生通过举孝廉的方式出去做官,东汉政府也是认同的,这些人散布到各地地方为官,即是所谓的『门生故吏遍天下』。
换而言之,能学习这些经文的人并不少,抄录收藏这些经文的人也并不少,但是掌握解释权和授徒权的只有寥寥十四家所认可的传承者。
十四家经文流派的弟子们构成了整个东汉帝国官僚的基础,是主要的官员来源。
通过垄断文化教育和经典解释权,士族也垄断了相当一部分政治权力,将学术和政治权力挂钩,引导舆论,从而掌握了可以对抗皇权的力量。
随着东汉皇权的衰微以及士族的游戏规则的确立,以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为标志,士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而广大寒族则被限制了仕途门路,西汉时期的布衣天子和布衣高官逐渐变得不可能出现。
以此为代表,两晋司马氏皇帝本就出身河内司马氏,是士族自己人。
而在游戏规则完全确立的前夕,借着乱世,郭鹏这种身上带着污点的人还有向上攀爬的机会,这条道路尚未完全堵死,他必须要在此之前找到破局之路。
nbsp; 乱世将要来临,生存才是最大的问题,不在现在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在未来求生就是个大难题。
“多谢岳丈关怀,小婿不胜感激。”
郭鹏认下这份情,表示自己没有不愉快。
这倒让曹嵩松了口气,本来曹嵩还以为郭鹏会因为自己这番举措而有些不高兴,觉得自己轻视他的才学之类的。
主要是曹嵩不懂公羊学,不知道这些策问到底是容易还是难,收了钱的尚书本着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的原理,就这样做了,他自然也就这样接受了,反正都花了钱了。
但是看郭鹏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曹嵩也就高兴了。
“进入太学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小乙啊,进到太学以后,你想过要如何学习吗?”
曹嵩这算是问到了点子上。
西汉时期太学最早只有五经博士,五名博士分别对应《诗经》《尚书》《礼》《易》和《春秋》五本儒家经典。
一名博士可以传授数百甚至上千名子弟,而太学学子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三万。
而后随着经学方面的发展,五名博士的传承者出现了对经典有不同解释的优秀者,每一经衍生出了不同派别和其传承者。
于是到了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五经博士已经有了十四人,号称五经十四博士,一直到现如今都没有改变。
比如研究《尚书》的就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博士,而弘农杨氏家传的经典就是《欧阳尚书》。
研究《易》的有施氏,孟氏,梁丘氏和京氏四家,汝南袁氏家传的经典就是《孟氏易》。
所谓家传,一般都是顶级士族才有的权利。
因为家中某一位先人跟随早期某位博士学习了经典,非常优秀,被博士承认,得到了开宗立派传承弟子的资格,就算是掌握了这一本经典的解释权。
从此以后,出自这一家的家族子弟和学生,都可以不用通过太学,年岁到了直接走举孝廉之路就可以做官,省去中间环节。
而不是这一家族的子弟和学生就要靠出身和运气,进入太学学习某一本经典,然后通过汉政府的统一选拔为官。
也就是说掌握了某一本经典的解释权的人就能兴盛一整个家族,从此以后家族子弟就可以不用经过太学,直接举孝廉做官,还能广收门徒,门徒中优秀者也有资格直接举孝廉做官。
汝南袁氏掌握了《孟氏易》的经典解释权和授徒资格,因此发家兴盛,形成了四世三公的局面。
弘农杨氏掌握了《欧阳尚书》,同样出现了四世三公的局面,堪称天下豪族。
至于在两晋登顶士族豪门之巅峰的琅琊王氏,则是家传《严氏春秋公羊传》。
也就是说,这些掌握经典传承的家族和东汉政府一样,拥有让人做官的资格,其权威不下于东汉政府,甚至在地方高于东汉政府。
他们教授出来的子弟学生通过举孝廉的方式出去做官,东汉政府也是认同的,这些人散布到各地地方为官,即是所谓的『门生故吏遍天下』。
换而言之,能学习这些经文的人并不少,抄录收藏这些经文的人也并不少,但是掌握解释权和授徒权的只有寥寥十四家所认可的传承者。
十四家经文流派的弟子们构成了整个东汉帝国官僚的基础,是主要的官员来源。
通过垄断文化教育和经典解释权,士族也垄断了相当一部分政治权力,将学术和政治权力挂钩,引导舆论,从而掌握了可以对抗皇权的力量。
随着东汉皇权的衰微以及士族的游戏规则的确立,以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为标志,士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而广大寒族则被限制了仕途门路,西汉时期的布衣天子和布衣高官逐渐变得不可能出现。
以此为代表,两晋司马氏皇帝本就出身河内司马氏,是士族自己人。
而在游戏规则完全确立的前夕,借着乱世,郭鹏这种身上带着污点的人还有向上攀爬的机会,这条道路尚未完全堵死,他必须要在此之前找到破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