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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和法国开通了空中航线,可以从广州飞到越南,再转机从越南飞到法国。
周赫煊当然不敢带着老婆坐洲际飞机,万一落下来就好玩了,还是老老实实的乘火车再转走海路吧。
一路上,康泽都在找机会套话,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间的具体情况。周赫煊各种糊弄打哈哈,只说自己跟希特勒谈得比较来,绝口不提什么三眼神族的事情。
康泽这家伙满手血腥,死在他命令下的无辜百姓以万为单位。若论残暴和血腥程度,戴笠给康泽提鞋都不配,枪毙他一百遍都死有余辜。
这种人,周赫煊一向敬而远之,连打交道的兴趣都没有。
当然也不能得罪,周赫煊尽量保持着距离,以写文章为理由,整天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不露面。
他们这趟坐的是快船,仅用三个星期就抵达上海。
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萧条,拜白银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潮所致,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轻工业都趋于崩溃,棉纺行业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时期。就拿上海的棉纱业来说,市面上交易的超过八成是日货,只有“申新”等少数国产品牌能够存活。
原因很简单,白银危机导致银根不足,工厂资金链断裂,民族企业纷纷破产,日货趁机侵占中国市场。
而四大家族不但通过货币改革赚得盆满钵满,还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盘剥巨额利润。比如茶叶和渔业,政府强行要求统制运销,说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实现行业垄断。
商人们已经快被逼疯了,咱们前面讲到的茶叶大王唐季珊,直接拉着14家茶栈跳反,坚决抵制政府命令。各大渔业公司和普通渔民,也坚持自由营业,根本不理会政府的乱命。
上海的运输业也崩了,包括英美法等国的航运公司,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则是华北走私太严重,华北那边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好多南方货物干脆沿铁路北运,然后走私出海,外来进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然后再发往全国。
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工商、金融、地产全线崩溃。
老百姓的生活也愈发困难,在银元和法币日趋贬值的同时,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1932年的时候,上海丝厂工人的日薪是6角,1933年变成5角1分,1934年下降到3角8分,1935年勉强涨回了4角。
如今,上海已经在酝酿大罢工了,再不涨工资就要饿死啊。
正当周赫煊回国的时候,左翼文坛再起风波,出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之争。具体内容有点敏感,咱们不方便详细叙述,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来了。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左联”在年初自动解散。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号召摒弃政治立场一致对外。鲁迅和郭沫若认为,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都应该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奸,就应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文学创作,写什么都好,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力。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左联时期”结束,正式迈入“抗战文学”阶段。
周赫煊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只能以私人名义捐赠了10万元救国资金。
自从“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根本不理会南京政府“敦睦友邦”的号令。
各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上街头公开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几,国党的特务和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报纸上,“抗X”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前往北方投军抗日。
到了1936年6月,但凡有点脑子的国人都知道,再不奋起抵抗,就要亡国了!
“主战派”情绪高涨的时候,以汪兆铭为代表的“主和派”也变得更加积极,其中胡适也是坚定的“主和派”。
但“主和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觉得中日两国力量悬殊,中国还没有做好抗战准备,应该徐缓图之,其中以胡适为典型。另一种则心... -->>
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和法国开通了空中航线,可以从广州飞到越南,再转机从越南飞到法国。
周赫煊当然不敢带着老婆坐洲际飞机,万一落下来就好玩了,还是老老实实的乘火车再转走海路吧。
一路上,康泽都在找机会套话,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间的具体情况。周赫煊各种糊弄打哈哈,只说自己跟希特勒谈得比较来,绝口不提什么三眼神族的事情。
康泽这家伙满手血腥,死在他命令下的无辜百姓以万为单位。若论残暴和血腥程度,戴笠给康泽提鞋都不配,枪毙他一百遍都死有余辜。
这种人,周赫煊一向敬而远之,连打交道的兴趣都没有。
当然也不能得罪,周赫煊尽量保持着距离,以写文章为理由,整天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不露面。
他们这趟坐的是快船,仅用三个星期就抵达上海。
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萧条,拜白银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潮所致,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轻工业都趋于崩溃,棉纺行业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时期。就拿上海的棉纱业来说,市面上交易的超过八成是日货,只有“申新”等少数国产品牌能够存活。
原因很简单,白银危机导致银根不足,工厂资金链断裂,民族企业纷纷破产,日货趁机侵占中国市场。
而四大家族不但通过货币改革赚得盆满钵满,还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盘剥巨额利润。比如茶叶和渔业,政府强行要求统制运销,说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实现行业垄断。
商人们已经快被逼疯了,咱们前面讲到的茶叶大王唐季珊,直接拉着14家茶栈跳反,坚决抵制政府命令。各大渔业公司和普通渔民,也坚持自由营业,根本不理会政府的乱命。
上海的运输业也崩了,包括英美法等国的航运公司,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则是华北走私太严重,华北那边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好多南方货物干脆沿铁路北运,然后走私出海,外来进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然后再发往全国。
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工商、金融、地产全线崩溃。
老百姓的生活也愈发困难,在银元和法币日趋贬值的同时,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1932年的时候,上海丝厂工人的日薪是6角,1933年变成5角1分,1934年下降到3角8分,1935年勉强涨回了4角。
如今,上海已经在酝酿大罢工了,再不涨工资就要饿死啊。
正当周赫煊回国的时候,左翼文坛再起风波,出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之争。具体内容有点敏感,咱们不方便详细叙述,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来了。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左联”在年初自动解散。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号召摒弃政治立场一致对外。鲁迅和郭沫若认为,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都应该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奸,就应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文学创作,写什么都好,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力。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左联时期”结束,正式迈入“抗战文学”阶段。
周赫煊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只能以私人名义捐赠了10万元救国资金。
自从“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根本不理会南京政府“敦睦友邦”的号令。
各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走上街头公开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几,国党的特务和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报纸上,“抗X”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前往北方投军抗日。
到了1936年6月,但凡有点脑子的国人都知道,再不奋起抵抗,就要亡国了!
“主战派”情绪高涨的时候,以汪兆铭为代表的“主和派”也变得更加积极,其中胡适也是坚定的“主和派”。
但“主和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觉得中日两国力量悬殊,中国还没有做好抗战准备,应该徐缓图之,其中以胡适为典型。另一种则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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