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小说网 www.jxjwly.com,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 只不过,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要到文艺复兴之后。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灵了我才信”。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的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尽管两晋之亡未必由于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6]
说到底,还是礼乐教化。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够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换句话说,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
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独具一格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青春志》
; 只不过,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要到文艺复兴之后。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灵了我才信”。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的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尽管两晋之亡未必由于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6]
说到底,还是礼乐教化。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够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换句话说,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
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独具一格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青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