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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俊。他叫田云玉,说话带有淡淡的东北腔一一一

    那次,主席去湖南。专列驶入空旷山野,他忽然命令停车。

    主席外出巡视,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他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冈上。冈上有松,可以听到碉秋鸟鸣。他向小小石冈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他走得很快。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冈。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平凡未下了路基,踏着青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冈走去。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尾随着主席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我们发现,主席走的路越来越难走,开始只是多些坎坷。渐渐地,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没膝的蒿草,便有人心疼自己的好裤子,犹豫着迈不出步。再看看那些走小路的人,已经快到冈腰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摄影组的胡秀云住脚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主席在灌木丛和蒿草丛中艰难地迂回,兴致勃勃。可是,他的面前横了一条沟堑。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胡秀云指着冈上喊。

    主席站住脚喘气,望望冈上的人,摇摇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绕回那条小路去,朝着冈上地。主席望着她婀娜轻盈的身影,笑着问我:“你是追她去呀还是跟着我走?”

    我脸红了。那时,我和胡秀云虽不曾开始谈恋爱,但已经有些“敏感”我说:“我跟主席走。”

    主席又望住大家:“你们呢?”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主席说着将太平那么斜着划了一道,仿佛概括了一切不易表达的含义。我们几个卫士挽扶着他,寻觅,探索,过沟堑,绕陡壁,用十几双脚踩倒蒿草,膛开灌木丛,终于上了冈顶。我们出汗了,大口大口喘气。然而,我们马上忘记了辛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大片大片的田野伸入朦胧雾气笼罩的天地尽头,河流湖塘像银线串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竹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轻柔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游荡。我们聆听着诱人为风声和树叶喧哗的簌簌声,心房快乐得扑扑乱跳。有人伍忍不住朝着遥远的地平线喊:噢呵呵早上来的人已经兴趣索然,说:“我们比你们先上来,快了一倍多。”

    主席问我:“你说这次谁的收获大?

    我说:“咱们的收获大。”

    主席环指早已上岗的人们说:“你们呀,不懂得享受。”

    这件事过去了二十八年,对我来说却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田云玉带了回忆思索的表情,深深吸口气。又说:我说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甚至反映了更多更深刻的无法一下子说完的内容

    我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52年7月,我十二岁,高小毕业了,不愿去当会计。听说沈阳来人招工,去给苏联专家当招待员。那时,我们把沈阳叫奉天。以为全国再没有那么大那么好的城市了,便跑去报名。挤在报名人中不曾到前面,招工的人便先发现了我:“这个小鬼好。你过来,过来呀!”

    我挤到前面,他简单问几句便说:“赶快回去准备行李吧,今天就送你走。

    家里负担重,父母已不得我早些出去挣钱。打起一个小行李卷我就上火车了。

    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处工作一年,中央办公厅又来东北选服务员,把我选中了。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曾在东北交际处停留休息,说东北的小伙儿朴实聪明。所以叶子龙、汪东兴、李银桥便从东北调了一批小青年去中南海服务。

    我们在香山集训一个月,便步入红墙,走进中南海。不少同志分配到各位首长身边,我却留在中南海招待科当招待员。我不服气。我为什么不能到首长身边?悄悄打听,原来领导有话:田云玉那个小鬼。活泼有余。扎实不足,还是个毛孩子呢。锻炼锻炼再说吧。

    我便学习稳重。对着镜子练表情,力求像个大人样儿。可惜,我那时还没有发育起来,身体单薄,再装老成也不像个大人。

    不过。我见首长的机会并不少。那时。毛泽东召集会议多数在颐年堂,刘少奇和朱德召集会议多数在西楼大厅,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经常在怀仁堂,负责招待工作的都有我。看来领导列、我还是信任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最先对我产生兴趣的是彭德怀。一次会议休息中,他忽然走到我面前,两腿一叉,双手插腰,我面前立刻像树起半截塔,不由人不肃然。我紧收双脚,立正了。同时听到很大的声音在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首长,我叫田云玉。

    “多大了?”

    “十六。”

    “十六不小了。那时候我有几百个小鬼,十一二岁就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心里很热,他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的首长。我向领导郑重声明:“十六不小了。这是彭老总说的!

    我要能到彭德怀身边去工作该多好?我很羡慕那位老乡何玉贵,他就分配到了彭德怀身边。不过,命运已经悄悄为我做了另一种安排。

    江青常在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看电影,领导派我去服务。我给她送茶,感觉到她注视我的目光。当我轻轻退下时,我凭直觉知道她还在注意我,并且向旁边的人了解我。后来我发现,当我做服务工作时,江青带着卫士张仙鹏从一旁观察过我。于是,我意识到命运要有变化。我的直觉很少欺骗我。

    果然,就在1953年底,科长同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毛泽东身边工作。我自然高兴激动。谈话之后,张仙鹏便领我会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又同我谈话:“欢迎你来我们一组工作。先值副班,熟悉熟悉情况,由老同志带带,以后再值正班。”

    那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叫正班,在江青那里听招呼的叫副班。副班主要是协助正班做工作,协调毛泽东与江青的活动。比如毛泽东要找江青和孩子们一道吃饭或了解她们生活学习情况,副班便须如实汇报。

    江青的事主要是由她的护士照顾,卫士只负责她的吃饭及外出活动,并随时向她汇报毛泽东的起居行动。

    我值班前,汪东兴又同我谈一次话。主要是强调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嘱咐我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谈话后,我开始值班,并由老卫士李家翼带班。

    早晨,李家翼叫我端着饭盒,随他走进江青卧室。江青没有起床,穿一身睡衣。她那时还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哲光洁,慵懒地依了靠枕,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

    “江青同志,饭好了。”李家翼小声说,轻步走到床尾。那里有个摇柄。他熟练地摇动。床头缓缓升高。江青上身随着床头一道升高,坐起来。李家翼又将一张特制的木桌拿过来,朝床上插去,嵌在床上,桌面正好在江青胸前。她将右臂支了桌面,望住我。于是,我便莫名地战栗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呀?她的声音像是跟小孩子问话,但声调有些尖细,像被谁卡住了脖颈。

    “我叫田云玉。”我声音发沙,有些透不过气。

    “多大了?”

    “十。十六岁。我抖得厉害,碗盘在饭盒里响,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想过去替她摆饭,又无沦如何迈不动步。我简直要晕倒了,求援一般去望李家翼。

    李家翼接走饭盒,把饭菜摆到江青面前。

    “你不要紧张,小鬼。”江青笑了笑,拿起筷子,说:“你先在我这里工作几天,熟悉熟悉情况。”

    我点点头,好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江青注意到我的狼狈样,把筷子挥一样:“好了,你先去吧。以后慢慢会熟悉,熟悉了就不会再紧张。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退出屋的,恢复常态后才发现,内衣全被汗湿了。

    不过,三天后这种紧张感便全消失了。我也可以熟练地为她摇床、插桌子、摆饭菜了。

    江青早饭都是在床上吃,像某些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她生活讲究规律,一日三餐。不像毛泽东,吃饭没有一个准点,随心所欲。他的早饭是面包、黄油,有时也吃半个小馒头。喝稀粥。拌几样小菜:雪里红、咸豆、腕黄瓜。酱豆腐。中、晚西餐要有些像样的菜。她爱吃盖菜、空心菜。宽菜、芹菜、油菜和白菜。菜的纤维切得很短,用肉丝或肉未来炒。有时也加些木耳蘑菇,菜要炒得清淡。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就把青菜捣成菜泥吃,每天不能少了青菜。

    她喜欢吃烧排骨,尤其喜欢吃鱼。午饭若没有鱼,晚饭就一定要有。她喜欢吃鲫鱼、鲢鱼。胖头鱼等刺多肉嫩的鱼,不大吃鲤鱼。马哈鱼腌了当咸菜吃。偶尔搞到鲥鱼,她自然吃得更香。中晚两餐都有砂锅汤,一般是排骨汤或鱼汤。

    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做成红悯,比鸽子大不了多少,一只小碗便装下,吃的时候细嚼慢咽.认真品味。她的饮食与她的身份相比,不算过分。只是口味苛刻,有点“美食家”的样子,一般厨师伺候不了。毛泽东的厨师便伺候不了她,只有廖炳福师傅能做她的菜。

    江青吃饭是在自己办公室或卧室。毛泽东吃饭也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偶尔到一个桌上吃饭,也各是各的菜。毛泽东的菜粗糙简单,只要辣只要咸就行。菜经常是整棵整棵炒来吃。他的好菜无非就是油大点,比如来碗红烧肉。大家都说他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毛泽东几乎没动过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倒是常夹一筷子毛泽东的菜尝尝。因为毛泽东喜欢把辣子与革命性联想系在一起。江青在他面前必要辣一辣嘴。她曾试图改变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始终没成功,还闹出许多风波。毛泽东是不容别人束缚他限制他的。

    事实证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不容易。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的干不长,适应江青不适应毛泽东的也干不长。而他们两人的脾气。禀性和生活方式又是那么不同,工作的难度自然要大些。比如医生徐涛、卫士李连成就是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后来不得不离开。又比如钟顺通,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胜任,在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毛泽东总是说:“年纪大了,年纪太大了。”我纳闷,年纪大了能算什么问题?后来才渐渐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思让卫士干。他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感觉别扭。

    我那时天真活泼,头脑简单,一身孩子气,但是工作起来还算机灵勤快。江青对我还满意,便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一点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眯眯地望住他。

    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云玉。”

    “怎么写的?”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么。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噢,是个大家庭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在我这儿工作愿意不愿意呀?”

    “愿意。我用力点一下头。”

    “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工作。”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

    我仍然由李家翼带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下来就练习。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人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

    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星期才大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毛泽东准备睡觉时,我照顾他服下第一份安眠药,便开始为他按摩。这时,毛泽东望着我,把几天前刚问过的问题又问一遍:“你今年多大?”

    “十六快满十六周岁了。”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打铁的铁匠。

    “哦,你是铁匠的儿子啊。你会打铁吗?”

    “不会。

    “那你不能继承父业了,到我这里来干啥?”

    “还是给主席服务好。”

    “不见得吧?”毛泽东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有些异样。直到后来他反复要送我上学去时,我才明白那目光中包含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对一些小事记忆不是很好,又问他间过的话:“你家是什么地方?

    “黑龙江省双城县。”

    “双城县,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哪?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没有,没听说过。”

    “不对,肯定有。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是近邻,不信你回去问问。

    我听了一怔,以为毛泽东是瞎猜。可也当了回事。后来探家问了老人,父亲和爷爷都说只有双城县,没有单城县。我把这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连连摇头,固执己见:“有,肯定有单城县,你爸爸爷爷都说得不对。”我说:“他们生下来就是那里人,还能不知道?”毛泽东特别自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双城县建了几百年?你爷爷才活了几十年,他孤陋寡闻。”我不敢跟主席争,只在心里认为他是自以为是。然而,到了70年代,我到家乡的县广播局,无意间跟局长问一句:“过去主席问我一句话我始终答复不了,是不是历史上这一带还有个单城县?”局长说:“大有了。现在单城公社过去就是单城县,后来合并入双城县。”他说着,还找来县志。果然如此!我当时感叹不已:毛泽东确实善于分析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及江青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

    大局已定。汪东兴和李银桥来征求毛泽东和江青对我的意见,毛泽东和江青都说:“不错,小鬼在这里干得不错。

    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些。对李银桥要求尤其严格,有时批评也多些,有一种“同志式”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干等的气氛,并且从未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实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话就多了。几乎每次给他按摩时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耍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我不许我下手,争吵起来。我将西红柿劈面掷去,击中他脸孔,红汤顺脸直淌到衣服上,为此挨了严厉批评。这类事不少发生,江青多次说过:“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

    确实,毛泽东和江青对我有些“宠”就连别的卫士和医护人员也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评,我办错了格格一笑便过去。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难以承受。我挨批评,听声音很大,但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便露出一种亲昵,不去让人紧张。有时,毛泽东同我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轻松随便。

    那天,我为毛泽东按摩,他又盯住我打量,忽然问:“小田,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了。”

    “哎,我这记性!”他拍了拍饱满的额头,又说:“你这么小就在这里,那不把你耽误了?我送你上学校好不好?”

    “不好。”我摇摇头“还是在您这里好。”

    “没出息!”毛泽东皱起眉头“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你就没点志气?”

    “我年纪大了。”

    “你还小,才十六岁么。

    “十六岁上大学还小,上小学就太大了。”

    “你已经小学毕业了么,可以上速成中学。

    “再等两年吧”我含糊其辞。

    “你呀。”毛泽东指点着我摇头叹气“你就不能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有志气有出息。你就是像李银桥一样,不愿意上学!”

    张宝金曾经是毛泽东的卫士,工作一般。在香山时,劈木柴吵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发脾气训他,罚他的站。但是他爱学文化,毛泽东对他这一条非常喜欢,罚站之后便送他上了大学。毛泽东常对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夸张主金,几乎一聊天就要提起他,让我们向他学习。张宝全体息时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每次必见,再忙也要同他聊一会儿。他过去的卫士来很少有人能享受这种优待。

    过了没几天,毛泽东旧话重提,显然是经过了考虑:“这样吧,你不愿意离开我,那咱们签个协议,你去上学,星期天和假期都回我这里。

    我哼哼着不表态。

    毛泽东皱起眉头,口气有些不满:“你也大没出息了!你现在年龄还小,正是上学的好时候,学了文化多为人民做些工作。连这点道理也想不明白?”

    我低头不语,我是真不想去上学。

    “不要你弄了!毛泽东生气了,就像父亲跟儿子生气一样,把腿一蹬,我便停止按摩溜下床。他大声说:“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见我!

    过两天,又轮我值正班。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准备睡觉。我一进门,他便放了书,两眼盯紧我。那目光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既厉害又慈爱,气恼中深藏了期待。

    我难为情地笑笑,试探着去为他按摩。他没有拒绝。但是不说话,就那么望着我。

    按摩时我时而坐,时而跪,因为总保持一种姿势容易累。今天无话,又在毛泽东的注视下,尤其累得快。我不时变换姿势,手脚总觉得不自在。”

    “想好了没有?”毛泽东终于张口了,我身上稍轻松一些。他说:“我还是要送你上学校去。张宝金这个同志是很有上进心的,学习后,知识有了,眼界宽了,会思考了,社会经验也多了。你要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都快十八了”

    “借口”毛泽东深深喘着气,放缓音调:“李世民你知道不知道?李世民是古代一个青年将领,十八岁领兵打仗,后来当了唐朝皇帝。你也十八岁,连大学也不敢上?”

    我不敢再坚持,小声说:“主席你这么讲,那我就去吧我听你的话。”

    “这就对了。”毛泽东脸上流出笑意“那好,我起床以后你就把汪东兴叫来,我跟他作交代。”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笑眯眯对我点头,然后便拿起书看。他是真高兴了,动弹了一下腿说:“好,很好。使点劲,小腿那里多捏捏。”

    我一直按摩到毛泽东入睡。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了。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马上向汪东兴、李银桥作了汇报。汪东兴皱起眉头问:“你很想去上学吗?”我摇摇头,哼卿着说:“我也没主意了。上小学我就贪玩。语文还凑合,算术不及格”汪东兴主意已定,但是没明说,绕出绕水提醒:“培养一个人在主席身边服务也不容易啊。我说:“不是我要走,是毛主席一再让我去上学。”汪东兴点点头:“那好吧,我知道了。

    我和汪东兴一道在值班室守候。四小时后,电铃响了。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正在看报,一见我便问:“告诉汪东兴了吗?”

    “告诉了。

    “你叫他来。”

    “先不忙。”我去涮一条毛巾请他擦脸,然后再照顾他漱口。毛泽东每次醒来都是在床上擦脸漱口,并不马上穿衣下地,他习惯在床上读各地报纸。我沏好茶水,浓浓的,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再去叫汪东兴。

    汪东兴来到屋里,毛泽东放下报纸说:“我和小田讲了,他已经同意,送他去学校学习。你具体办一下。”

    汪东兴不像往常那样回答“是”他摇着头态度很坚决:“不行。主席,我不同意。”毛泽东有些诧异地望住汪东兴。汪东兴有坚持个人意见的时候,但是从来不曾用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讲话,特别是在毛泽东面前!他翁声翁气话:“培养一个人在这里服务不容易。他刚熟悉了,而且干得不错,马上走怎么行?再说,临时找人培养顶替也不可能。

    “叫他去。”毛泽东显出不悦“就缺他一个人吗?不能为我耽误他一辈子!

    “他不只是为主席一个人服务,也是为党做工作,我不同意他走。”汪东兴固执起来也真够可以。他又把我抬出来挡驾:“再说,小田也跟我说希望在主席身边继续工作几年。”

    “怎么回事?”毛泽东一下子望住我。我立刻低下头。其实我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还在责问:“怎么睡一党的工夫就变卦了?我瞟一眼汪东兴,既不好承认变卦,又不好说没变卦,索性不吱声。

    “你这个人哪,”毛泽东扔下报纸,点燃一支烟,头朝一边侧转,不再看我们。叹了一口气“唉,你这个同志!”

    汪东兴又汇报两件事便退出去。我看看表,该下班了。不敢马上走,想探明主席是不是还生气?待他吸完烟,我便拿来衣服请他穿。他扫我一眼.停了停,还是把胳膊伸进袖筒里。于是,我松了一口气。

    “咱们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推翻?”毛泽东下地之后,用埋怨的口气说:“搞得我也被动!”

    我知道他火气已过,便不再多说,一笑了之,退出房间去向小封交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毛泽东把李银桥叫去,说:“你们这些人缺少文化知识,缺少社会经验,不学习不行。你要带个头,把学习搞起来。不久,他又把汪东兴叫去,商量组织了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让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全体及我们这些卫士都去上学。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个学,由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为我们请教师,购买一套书本和学习用具。课堂就在毛泽东居住的西院或一中队驻地。经过几年学习,我们分别达到了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的同志还学了大学课程。

    毛泽东始终没忘记要送我进正式学校学习。到1960年他送我进入人民大学预科班,那是后话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只要想干的事,不论听到多少个“不”.最后总是要干,而且非千成不可。

    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我是憋了很大劲,抱了很大希望。

    在一组里,我的工资最低。三十六元五。李连成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比我高三级。封耀松比我晚进中南海,也比我高一级。不比不生气,越比气越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我满心欢喜,组里的同志够意思!又惴惴不安——钱不到手不算完么,可千万别节外生枝。

    越怕出鬼越出鬼。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糟糕的是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我跟在毛泽东身后,提心吊胆,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千万别叫毛主席看见那张缺德的现眼的大字报

    然而,冥冥之中像有什么幽灵同我作对。毛泽东边看边走。时停时动,左不拐右不弯,径直朝着批判我的大字报走过去。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主席,看那边,那边大字报多。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想一把将毛泽东拉回来。

    “看完这边再看那边。”毛泽东正看得认真;根本不晓得我在受罪。二步。三步嗡一声响,我全身骨节散架了一般瘫软。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便继续往前移动着看大字报。我脸上仍火辣辣发烧。身上已经卸去重负。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群众传抄的毛泽东文章中也出现过这句话。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憎,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种懊悔心情是很折磨人的,我开始失眠。幸亏两天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懊悔;使我能重新入睡。

    那天上午,毛泽东准备睡觉。

    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蝉声烦人。每逢这个季节,毛泽东那张补了补丁的枕席便不够清凉,他的办法是在枕席上放几张看过的报纸。那时我们不懂铅字油墨对人体有害。

    毛泽东服过一次安眠药,我便开始替他按摩两腿。他懒懒地挥一下手:“天太热,不要搞了。跟我聊会话吧。”

    我坐到他的床头,发现他枕着的报纸已湿,便替他撤换几张。

    十小田哪,四十二元更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要强多了。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薪水只有八元钱。我到街上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干好吃极了”他回忆着吮吮下唇,又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位子了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西眼朝着天花板眨了几眨,又说:“有一次我借了人家的钱坐火车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

    “不是说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到椅子上坐么。”毛泽东笑起来。

    于是,我脑海里便出现一个满怀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坐在甫下的火车里,双手抱膝,光脚丫子蹲坐在长条椅上。他太疲倦了,身体随着车身摇晃,渐渐合上双眼入睡。自然是鼾声如雷。便有一个小偷或邻座的旅客,小心翼翼拾起椅子下那双黑布鞋,悄没声地溜走了

    “那么,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知道鞋子丢了。赤脚进上海是不合适的。城市不比乡村。幸好碰上熟人,又借来钱,买了鞋子买了票,就这么才到了上海。”

    我照顾毛泽东眼下第二份安眠药,他便不再回忆往事,随口说一些闲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的孩子李敏李钠,将来肯定不如你们.她们不如你们吃苦多。”

    于是,我便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对孩子要求那么严。李敏李讪自小就在西楼大厅的大食堂里吃饭。稍大些后,又被弄到条件更艰苦些的东八所大食堂就餐。再大一些,便住校吃学生食堂。李敏结婚后,搬出中南海,就住在我们一般公务人员的家属楼。我结婚后,同她住隔壁,住房条件都一样。毛泽东曾多次问我:“你们感觉李敏好啊李钠好啊?”我总是回答:“李敏李钠都很好。对我们都很尊重。”毛泽东便点点头:“能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们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放心。”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进门就是桥,过桥之后有两个院子。毛泽东住一个院子,其他首长及工作人员住另一个院子。

    天气闷热,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思想特别活跃,喜欢冲动,常常突然冒出一些使人吃惊的念头。他叫来卫士长率银桥,吩咐: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这声吩咐不啻雷响,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游长江?这怎么行啊!出点事可不得了,无法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作交代的!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经常对我们讲,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真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每当毛泽东被群众包围,他总是和我们卫士一道手挽手前面开路,左右护持,将毛泽东“保”出重围。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一跳,显得有些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真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于是,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决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赢,不赢不罢休。他发脾气了。毛泽东发起脾气,喜欢说:“你蠢!”“你知道个屁!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查,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调查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大多。他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嗫糯:“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不要解释了!”

    韩队长张一张嘴还想解释。

    “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吩咐我:“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对我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要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又对我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毛泽东一旦做过的事,即使有些后悔,也不会轻易再改。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显出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般客轮。过去他视察长江三峡,就曾乘坐这通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

    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些天忙坏了他。他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四只小木船围绕过来,船上水中都有人,预备了救生圈。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回顾毛泽东下水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一边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

    有关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商量一下,让小船划走,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那天,我因为长了一身痱子,沾水杀得疼,所以没下水,留在客轮上看毛泽东游。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身旁的警卫人员及负责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进,当毛泽东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近过去,接他上船。

    我赶紧拿一条毛巾迎上去。

    毛泽东顺软梯一爬上船,便满面笑容朝我喊:“谁说长江不能游泳?啊,你怎么不下?”

    我替他擦身,一边解释:“我是想游的,可我长痱子了,下次再游吧。

    “那好,那好。这可是长江啊!”毛泽东披上浴衣,走进船舱。我帮助他擦脸,换好衣服。他显得容光焕发,走出船舱。

    王任重等候在客厅里。毛泽东与他谈话,我把茶水送过去。毛泽东指着我对王任重说:“他叫小田。此人是赞成我游的。”

    我冲王任重笑笑,王在重伸出手同我握一握。

    毛泽东走上甲板,上面人很多,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我看他们挤得厉害,其中一名干部拼命想从人丛中挤道缝,能握一下毛泽东的手。我皱起眉头。一把拉住他,猛一拽,将他甩个趔趄,甩到了一边。那位领导干部很尴尬,悄悄瞟我,又朝毛泽东望。他渴望握一下毛泽东的手,又怕我挡在那里。我便有些心软。问问别人,才知那是湖北省委秘书长。他毕竟没敢再过来,搓着手在后面徘徊。

    回到驻地东湖客馆,毛泽东召集柯庆施。王任重、曾希圣等部分省委书记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般兴奋自得他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七里!明年六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去青岛视察,住青岛交际处。交际处位于市区,门前是个广场。毛泽东休息时便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他酷爱到大自然中去游泳。据说,年轻时,他一直坚持四项:水浴,即到江河湖塘里去游泳,或者让暴雨沐浴;风俗,须脱光衣服让冷风吹身;日光浴,经常让皮肉暴露在阳光下;霜浴,深秋下霜的夜里在野地睡觉。这就是“野蛮其体魄”靠此,毛泽东后来历尽艰险而身体健康无恙。年老后,他仍坚持每天擦一次澡,从未间断。

    当时,毛岸青正在青岛医院疗养。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和毛岸青关系不错,准备结婚。毛泽东派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了解一下儿子的全部情况。徐永福了解后写来一份汇报材料,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叫我转告徐永福:“谢谢他。”

    这期间,毛泽东见了毛岸青一面。我给送茶时,见毛岸青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他长得很像毛泽东,父子俩小声交谈着,气氛亲切轻松。

    退出来,服务员送给我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刻大惊。心里憧有些急。我兄弟姐妹六人。自小家里生活艰苦。母亲操劳一生。拉扯我们长大不容易。现在家里拍来电报,母亲一定病得不轻。我十二岁离家,不曾尽到孝心,母亲病重再不回去于理于情都不该。

    可是,这次毛泽东来青岛。卫士只带了我和封耀松两个人。每人每天值十二小时班。我若走了,剩封耀松一个人,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心里一急,我忘了向卫士长请示报告,加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久,平常有什么疑难事都爱民他聊,请他帮忙出主意,我便拿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毛泽东看过电报,望住我问。

    “我也没想好。”我为难地皱紧眉头。

    “你母亲平时身体怎么样?”

    “平日很好。”

    “尽孝心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你去准备一下。”

    “可是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这里总是有办法的,你就安心回去看看老人。你叫秘书来。”

    我退出房间,叫罗秘书去见毛泽东,片刻,罗秘书喊我进去。

    毛泽东声音柔和他说:“你就回去,听说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可以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乘火车回家。给你带回去二百元钱,作路费,也可以给母亲治病。

    我的心一热,怦怦直跳。二百元钱!50年代,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

    毛泽东转脸望住罗秘书:“嗯?”

    “一百元钱已经不少了,再多带没必要,主席身边的人注意些好。

    我直恨罗秘书多嘴,可又不能张嘴要钱。只见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既然这样,你就带一百元钱回去。如果再有困难还可以写信来。”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朝封耀松发牢骚:“妈的,罗秘书真不够意思,扣了我一百元钱!

    罗秘书听到了,有些不高兴,说:“一百元差不多了,你也别太贪心。

    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日双城县,没舍得买卧铺。

    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儿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发问,毫不在意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母亲说:“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了。”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

    我父亲结婚后,便与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深。爷爷一见我便哭出声,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

    那时,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柞茧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尤其显眼。街坊邻居和旧日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有毛泽东给的一百元钱壮胆,去市场随手甩出一元钱,买回一挑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更殷勤,更多奉承。

    大娘说:“从小我就着这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

    大爷说:“我早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丑两酒的命,顶冠柬带盛威名。

    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命运。”

    我听着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地还是露了踌蹰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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