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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追奔逐北，须审真伪。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须当虑之。若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号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可以力逐。法曰：“凡从勿怠，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
唐武德元年，太宗征薛仁杲，其将宗罗[日侯]拒之，大破于浅水原。太宗帅骑追之，直趋折[土庶]围之。仁杲将多临阵来降，复还取马，太宗纵遣之。须臾，各乘马至。太宗具知仁杲虚实，乃进兵合围。纵辩士喻以祸福，仁杲遂降。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破敌，乃舍步兵，又无攻具，经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之，何也？”太宗曰：“此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且罗[日侯]所将皆陇外人，吾虽破之，然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杲收而抚之，未易克也；迫之，则兵散陇外，折[土庶]自虚，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所以惧而降也。”
<b>译文</b>
大凡追击败逃之敌，必须查明其是真败逃还是假败逃。如果敌人军旗整齐有序，鼓声呼应协调，指挥号令统一，队伍众而不乱，其虽然后退而走，但并不是真正的败退，而其中必有奇谋异策，对此必须慎重考虑而后行动。倘若敌人军旗参差不齐，鼓声大小错乱不协，指挥号令喧闹不一，这才是真正的败退。对于这种敌人，应当全力以赴地进行追击。诚如兵法所说：“凡是追击撤退之敌，不可懈怠麻痹；敌人如果中途停驻不走时，就要考虑其是否另有阴谋。”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李世民奉命率军征讨割据陇西而固守折墌城的薛仁杲。薛仁杲派部将宗罗睺领兵抵抗，于浅水原被唐军打得大败而逃。李世民亲率骑兵，（步兵主力随后）跟踪追击，一直追到折墌城，将拒守于该城的薛仁杲包围起来。薛仁杲的部将多数是在临阵交战时而投降唐军的，之后又提出返还城里取马再来，李世民同意任其返还。不一会，他们都各自乘马而归。李世民通过降将而掌握了薛仁杲的虚实情况，于是，一面命令后续部队迅速跟进，从而四面包围了折墌城；一面派遣能言善辩之士入城向敌人晓以福祸利害之关系，薛仁杲终于被迫开城投降。战后，众将领都来向李世民祝贺，并借此机会询问道：“大王您在大破宗罗睺军之后，立即丢下步兵，又无攻城器械，却率骑兵直迫折墙城下。当时大家都不相信能够破城降敌，但最终竟攻下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呀？”李世民解释说：“这是采用的权变之道，而迫使敌人无计可施，所以就战胜了它。况且，宗罗睺所部将士都是陇西地区的人，我军虽然大破其军，然而击杀俘获的不多。当时如果缓慢追击的话，溃败的敌人都会逃入折墌城，薛仁杲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安抚使用，我们就不容易战胜他们了；反之，如果紧追不舍，不给其喘息机会，敌人败兵就会流散于陇西各地，这样一来，折城中自然空虚好攻了。面对此种形势，薛仁杲已经吓破了胆，没有时间另谋对策了，所以他因惧怕我军强大攻势，就只能开城投降了。”
<b>解析</b>
本篇以逐战为题，旨在阐述对败退之敌作战应注意掌握的原则，实质属于追击作战问题。它认为，追击败敌，必须查明其真伪后再行动。对于非败而退之敌，应审慎行动，勿中其奇计；但对真正溃败之敌，则应全力追击，务求歼灭之。从敌情实际出发，决定作战行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善战者皆须遵循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本篇基于对此点的较好认识，而强调在追击作战中，对败敌“须审真伪”尔后决定是否采取追击的作战行动，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率军进击薛仁杲的浅水原之战，就是体现追击作战原则的一个战例。薛仁杲是唐初割据陇西而自称秦帝的薛举之子，当时他正率兵屯据折墌城。唐军进至高墌（今陕西武功北），薛仁杲派宗罗睺率军抗拒，李世民鉴于薛军兵多气盛，先是采取坚壁不出以待敌疲而后战的方针，与宗罗睺部相持六十余日。当敌出现粮尽兵疲的情况时，李世民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转变战略，一面派“遣将军庞玉先阵于浅水原南以诱之”（见旧唐书-太宗本纪上，下同）来攻，一面亲率主力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地直捣宗罗睺阵后。宗罗睺部在唐军前后夹击之下，大败而逃。为了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亲率少数骑兵在前对败敌穷追不舍，大军随后直趋折墌城下，从而对“婴城自守”的薛仁杲军，迅速形成“四面合围”之势；而守城薛军士气极度低落，纷纷“争自投下”（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降附唐军。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率精兵万余开城请降。综观此战，李世民在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他能依据敌情实际和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转变战略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战法，这既是李世民实施作战指导的显著特点，又是唐军浅水原作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凡追奔逐北，须审真伪。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须当虑之。若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号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可以力逐。法曰：“凡从勿怠，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
唐武德元年，太宗征薛仁杲，其将宗罗[日侯]拒之，大破于浅水原。太宗帅骑追之，直趋折[土庶]围之。仁杲将多临阵来降，复还取马，太宗纵遣之。须臾，各乘马至。太宗具知仁杲虚实，乃进兵合围。纵辩士喻以祸福，仁杲遂降。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破敌，乃舍步兵，又无攻具，经薄城下，咸疑不克，而卒下之，何也？”太宗曰：“此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且罗[日侯]所将皆陇外人，吾虽破之，然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杲收而抚之，未易克也；迫之，则兵散陇外，折[土庶]自虚，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所以惧而降也。”
<b>译文</b>
大凡追击败逃之敌，必须查明其是真败逃还是假败逃。如果敌人军旗整齐有序，鼓声呼应协调，指挥号令统一，队伍众而不乱，其虽然后退而走，但并不是真正的败退，而其中必有奇谋异策，对此必须慎重考虑而后行动。倘若敌人军旗参差不齐，鼓声大小错乱不协，指挥号令喧闹不一，这才是真正的败退。对于这种敌人，应当全力以赴地进行追击。诚如兵法所说：“凡是追击撤退之敌，不可懈怠麻痹；敌人如果中途停驻不走时，就要考虑其是否另有阴谋。”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李世民奉命率军征讨割据陇西而固守折墌城的薛仁杲。薛仁杲派部将宗罗睺领兵抵抗，于浅水原被唐军打得大败而逃。李世民亲率骑兵，（步兵主力随后）跟踪追击，一直追到折墌城，将拒守于该城的薛仁杲包围起来。薛仁杲的部将多数是在临阵交战时而投降唐军的，之后又提出返还城里取马再来，李世民同意任其返还。不一会，他们都各自乘马而归。李世民通过降将而掌握了薛仁杲的虚实情况，于是，一面命令后续部队迅速跟进，从而四面包围了折墌城；一面派遣能言善辩之士入城向敌人晓以福祸利害之关系，薛仁杲终于被迫开城投降。战后，众将领都来向李世民祝贺，并借此机会询问道：“大王您在大破宗罗睺军之后，立即丢下步兵，又无攻城器械，却率骑兵直迫折墙城下。当时大家都不相信能够破城降敌，但最终竟攻下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呀？”李世民解释说：“这是采用的权变之道，而迫使敌人无计可施，所以就战胜了它。况且，宗罗睺所部将士都是陇西地区的人，我军虽然大破其军，然而击杀俘获的不多。当时如果缓慢追击的话，溃败的敌人都会逃入折墌城，薛仁杲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安抚使用，我们就不容易战胜他们了；反之，如果紧追不舍，不给其喘息机会，敌人败兵就会流散于陇西各地，这样一来，折城中自然空虚好攻了。面对此种形势，薛仁杲已经吓破了胆，没有时间另谋对策了，所以他因惧怕我军强大攻势，就只能开城投降了。”
<b>解析</b>
本篇以逐战为题，旨在阐述对败退之敌作战应注意掌握的原则，实质属于追击作战问题。它认为，追击败敌，必须查明其真伪后再行动。对于非败而退之敌，应审慎行动，勿中其奇计；但对真正溃败之敌，则应全力追击，务求歼灭之。从敌情实际出发，决定作战行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善战者皆须遵循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本篇基于对此点的较好认识，而强调在追击作战中，对败敌“须审真伪”尔后决定是否采取追击的作战行动，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率军进击薛仁杲的浅水原之战，就是体现追击作战原则的一个战例。薛仁杲是唐初割据陇西而自称秦帝的薛举之子，当时他正率兵屯据折墌城。唐军进至高墌（今陕西武功北），薛仁杲派宗罗睺率军抗拒，李世民鉴于薛军兵多气盛，先是采取坚壁不出以待敌疲而后战的方针，与宗罗睺部相持六十余日。当敌出现粮尽兵疲的情况时，李世民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转变战略，一面派“遣将军庞玉先阵于浅水原南以诱之”（见旧唐书-太宗本纪上，下同）来攻，一面亲率主力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地直捣宗罗睺阵后。宗罗睺部在唐军前后夹击之下，大败而逃。为了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亲率少数骑兵在前对败敌穷追不舍，大军随后直趋折墌城下，从而对“婴城自守”的薛仁杲军，迅速形成“四面合围”之势；而守城薛军士气极度低落，纷纷“争自投下”（见资治通鉴-唐纪二）降附唐军。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率精兵万余开城请降。综观此战，李世民在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他能依据敌情实际和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转变战略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战法，这既是李世民实施作战指导的显著特点，又是唐军浅水原作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