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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导致家业衰败的，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
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她）们择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是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为人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儿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曾国藩对待“袁婿”的态度，并没有使女儿的生活幸福起来，因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无所顾忌。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涂上了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齐，接下来，就应该是考取功名，缔造事业，治国平天下了。
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导致家业衰败的，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
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她）们择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是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为人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儿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曾国藩对待“袁婿”的态度，并没有使女儿的生活幸福起来，因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无所顾忌。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涂上了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齐，接下来，就应该是考取功名，缔造事业，治国平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