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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历史上改朝换代，抑或政局动荡之际，总会有一批人要揭竿而起，铲除异己，自立为王。这个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于是就有造反派和革命派，与之对照的就是保皇派和造反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了。其实这两者之间都是好人，还是从宋朝的两个名人说起吧，有一个被列林誉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他的对立面就是那个也是好人的，写了一个资治通鉴的，小时候还因为机智砸缸救人的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斗争，就是改革与保守之间的斗争。王的改革，是要消弭弊政，革故呈新，虽说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可这种改革毕竟触及了保守派的利益，于是改革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于是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改革要改什么弊病，革谁的命。
这样一来，就无形中产生了“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保守派的百般阻扰，在专制的皇权社会里，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家的，你一改革，就必然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势必要阻扰，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不是王安石不知道这个厉害关系，也不是司马光没有读懂推陈出新的历史意义，关键是，王安石代表的是皇帝，有所作为的皇帝是希望四海之内的臣民都过上好日子；而司马光也不只是代表他个人，司马光的背后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水火不容，矛盾不可调和的原则问题，为什么要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呢？
问题的根源在这里，于是渐渐的演变。你是既得利益获得者，我是非既得利益的一批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都想过上“以禄授其私”、“以官随其爱”于是要改革，浅层次的就是政党轮替，或许有点民主的意味；深层次的就是要“敢于砸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所以说，历来的造反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官逼民反说的就是这个；革命无罪，革命成功了，你就无罪，你就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革命失败了，别怪我搞白色恐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这个道理和历史我们都看到或听说了。
再说那个从小就品质优秀见义勇为的司马光，他阻碍了王安石的改革，他照旧名留青史，并没有后人认为他做错了什么，相反，对于这个励精图治，为民造福的王安石大人，自从宋朝开始，尤其是司马光当宰相后，就没有一个人说过他的好话，就算是到了清乾隆年间，只有一个饱学之士，在历经沧桑过后，才致力于为王安石说了一句公道话，当然这个人是王安石的乡党，也是江西人，他的名字叫蔡上翔。他估计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话奉为箴言：书以道政事，春秋辩是非。他搜集了有宋以来各路大家对王安石的评价，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过王安石的好话，于是他用最简单的历史考据手段，用搜集来的文字和实录，从文字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王安石并不是坏人，坏的是，他没有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安石于是改革不彻底，对皇上没有交代，对同僚又损及利益，对百姓有始无终。成为三方面都不讨好的历史人物，这样一来，谁还会喜欢这个执拗公呢？
后来的一些改革以及革命，我们从书本上都了解了一些，有的成功了，成功的基础是处理好了各方面的利益。处理不好的改革和革命基本上都流产了。
今天我们还是需要“造反”的，还是需要“革命”的，关键是造反前，革命前，要深刻领悟，你在造谁的反，你在革谁的命，如果糊涂的如阿q一般，把自己的饭碗给造没有了，把自己的命给革死球了，就得不偿失了。
读史做笔记，不说当今事。高举造反的旗帜，把革命进行到底，人民万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大凡历史上改朝换代，抑或政局动荡之际，总会有一批人要揭竿而起，铲除异己，自立为王。这个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于是就有造反派和革命派，与之对照的就是保皇派和造反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了。其实这两者之间都是好人，还是从宋朝的两个名人说起吧，有一个被列林誉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他的对立面就是那个也是好人的，写了一个资治通鉴的，小时候还因为机智砸缸救人的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斗争，就是改革与保守之间的斗争。王的改革，是要消弭弊政，革故呈新，虽说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可这种改革毕竟触及了保守派的利益，于是改革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于是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改革要改什么弊病，革谁的命。
这样一来，就无形中产生了“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保守派的百般阻扰，在专制的皇权社会里，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家的，你一改革，就必然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势必要阻扰，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不是王安石不知道这个厉害关系，也不是司马光没有读懂推陈出新的历史意义，关键是，王安石代表的是皇帝，有所作为的皇帝是希望四海之内的臣民都过上好日子；而司马光也不只是代表他个人，司马光的背后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水火不容，矛盾不可调和的原则问题，为什么要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呢？
问题的根源在这里，于是渐渐的演变。你是既得利益获得者，我是非既得利益的一批人，都想过上好日子，都想过上“以禄授其私”、“以官随其爱”于是要改革，浅层次的就是政党轮替，或许有点民主的意味；深层次的就是要“敢于砸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所以说，历来的造反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官逼民反说的就是这个；革命无罪，革命成功了，你就无罪，你就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革命失败了，别怪我搞白色恐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这个道理和历史我们都看到或听说了。
再说那个从小就品质优秀见义勇为的司马光，他阻碍了王安石的改革，他照旧名留青史，并没有后人认为他做错了什么，相反，对于这个励精图治，为民造福的王安石大人，自从宋朝开始，尤其是司马光当宰相后，就没有一个人说过他的好话，就算是到了清乾隆年间，只有一个饱学之士，在历经沧桑过后，才致力于为王安石说了一句公道话，当然这个人是王安石的乡党，也是江西人，他的名字叫蔡上翔。他估计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话奉为箴言：书以道政事，春秋辩是非。他搜集了有宋以来各路大家对王安石的评价，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过王安石的好话，于是他用最简单的历史考据手段，用搜集来的文字和实录，从文字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王安石并不是坏人，坏的是，他没有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安石于是改革不彻底，对皇上没有交代，对同僚又损及利益，对百姓有始无终。成为三方面都不讨好的历史人物，这样一来，谁还会喜欢这个执拗公呢？
后来的一些改革以及革命，我们从书本上都了解了一些，有的成功了，成功的基础是处理好了各方面的利益。处理不好的改革和革命基本上都流产了。
今天我们还是需要“造反”的，还是需要“革命”的，关键是造反前，革命前，要深刻领悟，你在造谁的反，你在革谁的命，如果糊涂的如阿q一般，把自己的饭碗给造没有了，把自己的命给革死球了，就得不偿失了。
读史做笔记，不说当今事。高举造反的旗帜，把革命进行到底，人民万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