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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本书的内容足够了。
不过对于苏亦来说，这本书教授的内容太浅了。
尤其是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讲述，对于他这个考古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槽点太多。
甚至，人类起源部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
带过了怎么办？
只能不讲述了。
同样，张光达教授也没有讲述。
所以整节课停下来，苏亦昏昏欲睡。
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是旁边的学生把他摇醒，刚走出教室就发现张光达教授刻意停下来等他。
“苏亦同学，咱们聊一聊？”张教授说。
对于这样的提议，苏亦当然无法拒绝。
两人一边走边聊，主要是张光达在问，“苏亦同学，刚才在课堂上一直在睡觉，是觉得我讲课的水平不行吗？”
苏亦连忙摇头，“并非如此，张教授授课很风趣，同学都喜欢听，只不过通史，对于我来说，内容太过于基础了。”
张光达哑然失笑，“也对，你可是连何尊铭文都读懂的人，甚至还是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今天这节课讲述就是史前时代，这就是你们考古专业的大本营，浅薄也是应该的，同样，这也不是我的所擅长的。”
苏亦点头，“来之前马世昌师兄跟我说过张老师的情况，所以希望能跟学习一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等方面的研究。毕竟，我是学佛教考古的，未来肯定离不来这些内容。”
张光达恍然，“原来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苏亦说，“宿先生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基础不足，就给我推荐张老师您。”
张光达说，“那行，下一次过来，我给你推荐一个书单吧，到时候，你就写一篇关于西域史方面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了，你就不用过来我这边听课了，系里面安排我的课程估计要到大二大三了。”
话虽如此，但张光达还直接给苏亦当场推荐书单了。
恰好苏亦有空，就顺带跑一趟图书馆。
文史楼三楼是考古专业的阅览室，但收藏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关于考古专业的，一些历史类藏书还是要去图书馆借阅。
北大的图书馆是75年刚建成，也就是后世的老馆。
今年才78年，也才建好三年，对于这年代北大学生来说，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整个北大最为豪华的建筑物了。
尤其是图书馆大厅还摆着一本巨大的牛津词典，厚厚的外语词典就直接摆放在图书馆的大厅的中央，对于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北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不说别的，在视觉效果上就极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体学生传递一个信息，英语时代要到来了。
苏亦上一次跟陈飞过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点，到这一次过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存在。
苏亦只能够感慨，自己的心境变了。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
说，这本书的内容足够了。
不过对于苏亦来说，这本书教授的内容太浅了。
尤其是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讲述，对于他这个考古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槽点太多。
甚至，人类起源部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
带过了怎么办？
只能不讲述了。
同样，张光达教授也没有讲述。
所以整节课停下来，苏亦昏昏欲睡。
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是旁边的学生把他摇醒，刚走出教室就发现张光达教授刻意停下来等他。
“苏亦同学，咱们聊一聊？”张教授说。
对于这样的提议，苏亦当然无法拒绝。
两人一边走边聊，主要是张光达在问，“苏亦同学，刚才在课堂上一直在睡觉，是觉得我讲课的水平不行吗？”
苏亦连忙摇头，“并非如此，张教授授课很风趣，同学都喜欢听，只不过通史，对于我来说，内容太过于基础了。”
张光达哑然失笑，“也对，你可是连何尊铭文都读懂的人，甚至还是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今天这节课讲述就是史前时代，这就是你们考古专业的大本营，浅薄也是应该的，同样，这也不是我的所擅长的。”
苏亦点头，“来之前马世昌师兄跟我说过张老师的情况，所以希望能跟学习一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等方面的研究。毕竟，我是学佛教考古的，未来肯定离不来这些内容。”
张光达恍然，“原来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苏亦说，“宿先生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基础不足，就给我推荐张老师您。”
张光达说，“那行，下一次过来，我给你推荐一个书单吧，到时候，你就写一篇关于西域史方面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了，你就不用过来我这边听课了，系里面安排我的课程估计要到大二大三了。”
话虽如此，但张光达还直接给苏亦当场推荐书单了。
恰好苏亦有空，就顺带跑一趟图书馆。
文史楼三楼是考古专业的阅览室，但收藏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关于考古专业的，一些历史类藏书还是要去图书馆借阅。
北大的图书馆是75年刚建成，也就是后世的老馆。
今年才78年，也才建好三年，对于这年代北大学生来说，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整个北大最为豪华的建筑物了。
尤其是图书馆大厅还摆着一本巨大的牛津词典，厚厚的外语词典就直接摆放在图书馆的大厅的中央，对于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北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不说别的，在视觉效果上就极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体学生传递一个信息，英语时代要到来了。
苏亦上一次跟陈飞过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点，到这一次过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存在。
苏亦只能够感慨，自己的心境变了。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