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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亦刚准备相送，就被老人拒绝了。
老人只说了四个字，“对你不好！”
为什么要说对苏亦不好？
还是跟他时下的尴尬身份有关系。
十年结束以后，他就属于一直被监管的状态。
甚至早些时候，梁晓活动的地方就是北大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晓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
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不过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他们的审查期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不然，这位老教授怎么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还去图书馆借书。
甚至，还可以让苏亦上门拜访。
然而，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于此，不让苏亦相送，还担心对他一个学生影响不好。
然而，这是老人的心结所在，苏亦也不比执拗的去证明什么。
望着老人离开的背影，苏亦只能感慨。
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评论，不能脱离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经历。
但那样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经历？
只能说造化弄人吧。
那么为什么周一良担心会对苏亦影响不好呢？
这也是跟时下北大的氛围有关，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因为十年间压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学校的大环境乱，历史系这边也很乱。
时下北大的历史系的教员组成，大概有四种，遗老，老中青。
遗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芝联三位先生肯定是属于遗老。
那么考古专业呢？
苏秉琦、阉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属于遗老。
那么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这边就不多了。
主要还是存在于历史系这边。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提到的王永兴。
实际上，十年过后，北大缺人的厉害。
这种情况下，邓广铭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话来说，此刻的北大，能上课的人，根本就没有。
总不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上台讲课吧？
邓主任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
甚至，邓广铭还感慨，“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
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晓学习班接受审查。
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
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其中，漆侠就是邓广铭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过邓广铭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这个决定冲击了北大历史系不少教员的利益。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
可以说回到讲台，就是这帮教员最为热切的期盼。
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
苏亦刚准备相送，就被老人拒绝了。
老人只说了四个字，“对你不好！”
为什么要说对苏亦不好？
还是跟他时下的尴尬身份有关系。
十年结束以后，他就属于一直被监管的状态。
甚至早些时候，梁晓活动的地方就是北大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晓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
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不过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他们的审查期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不然，这位老教授怎么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还去图书馆借书。
甚至，还可以让苏亦上门拜访。
然而，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于此，不让苏亦相送，还担心对他一个学生影响不好。
然而，这是老人的心结所在，苏亦也不比执拗的去证明什么。
望着老人离开的背影，苏亦只能感慨。
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评论，不能脱离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经历。
但那样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经历？
只能说造化弄人吧。
那么为什么周一良担心会对苏亦影响不好呢？
这也是跟时下北大的氛围有关，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因为十年间压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学校的大环境乱，历史系这边也很乱。
时下北大的历史系的教员组成，大概有四种，遗老，老中青。
遗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芝联三位先生肯定是属于遗老。
那么考古专业呢？
苏秉琦、阉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属于遗老。
那么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这边就不多了。
主要还是存在于历史系这边。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提到的王永兴。
实际上，十年过后，北大缺人的厉害。
这种情况下，邓广铭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话来说，此刻的北大，能上课的人，根本就没有。
总不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上台讲课吧？
邓主任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
甚至，邓广铭还感慨，“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
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晓学习班接受审查。
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
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其中，漆侠就是邓广铭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过邓广铭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这个决定冲击了北大历史系不少教员的利益。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
可以说回到讲台，就是这帮教员最为热切的期盼。
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